作为中国银行的行长，上任不到两年的李礼辉，已让这艘有90多年历史的国有金融航母成功登陆国内和海外股票市场，他有理由感到开心和骄傲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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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醒目的红字出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的大屏幕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再次响起——中国银行以比发行价溢价29.5%的价格，完成了上市后的第一笔交易，与此同时，上证综指跳空73点，以1755.22点开盘。

　　2006年7月5日，中国证券市场16年来规模最大的蓝筹企业中国银行（股票代码601988）正式“登陆”A股市场——占沪市A股市价总值的比重高达18.05％，取代中国石化，成为沪深两市最大的“定盘星”。

　　分析人士指出，按照中行的权重计算，中行A股价格每上涨1分钱，上证综指将上升1个点，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权重股”。

　　而此前的6月1日，继去年10月底首家赴海外上市的内地国有银行——建设银行之后，中国银行也登陆香港股票市场，这对正在紧锣密鼓准备海外上市的工行、农行以及其他内地银行来说，同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中国银行的行长，上任还不到两年的李礼辉，已让这艘有90多年历史的国有金融航母成功登陆国内和海外股票市场，他有理由感到开心和骄傲。

　　不过，上市毕竟只是万里关山第一步，他真正“职业银行家”的路途依然漫长。

　　省长VS行长

　　2004年8月3日，距中行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23天的时候，李礼辉辞去任职不满两年的海南省副省长职务，调任中行行长。

　　在他分管海南金融不到两年时间里，海南金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3年是海南金融近七八年来业务发展最好的一年，新增存款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贷款突破1000亿元。

　　但李礼辉还是更看中他的老本行——银行，因为他在工商银行工作了18年，对于这个行业，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他将这次任命称之为“归位”。

　　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熟悉银行经营管理、从事过应对复杂局面的政府宏观工作，这就是调任中行行长之前的李礼辉。而他面对的重任则是，即将成立的中国银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改变经营管理体制，还要上市。

　　“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在银行时，我希望人员越精简越好，只要能够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就行。到海南当政府官员，我就怕企业减员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李礼辉如是区别银行与政府官员间的差异。

　　到中行甫一上任，李礼辉烧了几把火：“刚来第一个星期，微服私访了总行周边10多个网点，查出问题吓坏一大帮人；第二个星期，自己在大门口察看考勤情况，吓坏一大帮人；召开处长会议，不提前一天通知，早上8点才说，10点就开会，时间一到，锁门就开会，又吓坏一大帮人；第三个星期，利用中午时间走遍所有的办公室，看看哪个处下班后，灯光还亮着，浪费资源，就发通告进行批评。”

　　这些“细枝末节”并不是李礼辉思考的重心所在，他上任后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人力资源改革。作为股改的重头戏，如何解决国有银行冗员问题，整合现有人力资源，这不仅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更需要“如烹小鲜”般的谨慎。

　　李礼辉深谙此道。在任工商银行副行长的时候，他曾主持过该行大规模地裁员，使总人数50多万的工商银行，降至40万人。

　　“我想我们必须减员，因为我们的资产可与如汇丰银行等许多大银行的资产规模相比，但我们的员工数目却高出许多。”当时，他这样说。

　　这次他接掌了中行，经验更为丰富。改革伊始，他即宣布：不大规模裁员；不搞强迫提前退休；不搞买断工龄。现在的他认为，“员工安置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处理不当成本可能会更高。”

　　稳定军心之后，李礼辉的招数如水银泻地：引进真正的战略投资者；健全风险管理；改变管理架构……

　　2006年6月，不到一个月时间，中行同时登陆国际、国内资本市场！

　　民工出身的银行家

　　在外人看来，温和儒雅的微笑是李礼辉招牌式的表情，然而，接近他的人才知道，他的这种书卷气绝非徒有虚名。

　　1952年5月，李礼辉出生于福建莆田的一个贫穷村庄。从小就勤奋读书的他，学习成绩优秀，1965年就考入福建省重点中学——莆田第一中学。

　　旋即，“文革”爆发，他开始沉入底层——种地、养蜂、当民工。

　　1974年，他幸运地进入厦门大学，在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尽管专业课设置不甚合理，可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时也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注，不仅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逝世后，他也曾赋诗一首，以示悼念。诗云：铁骨铮铮百代骄，满腔热血浇青苗。曙升花茂忠肝碎，身不留存迹不消。

　　大学毕业后，李礼辉被分配到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工作。工作之余，他坚持在福建省电视大学和省直属机关业余大学英语专业学习了5年。

　　1988年，调任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的他，在专业刊物《中国城市金融》上撰文“中国工商银行应该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

　　李礼辉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工商银行应该在那里设置分支机构，“作为发展外汇业务的下一步棋”。文章还对在香港开设银行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一为收购现有银行；二为自己设立分行，通过比较，他得出结论“于一两年内在香港开设分行比较恰当”。

　　不知是这篇文章的作用，还是在厦门国际银行常务董事的经历让领导慧眼识才，不久，李礼辉被委派为驻香港的工商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有过这段宝贵的驻外经历，李礼辉眼界大开。

　　1992年3月，他受命组建工商银行第一个海外分行——新加坡分行，成为驻新加坡的首席代表。

　　此后，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两级跳”——先后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党组成员、副行长。他在后一个职位上一干8年，分管国际业务。

　　1999年，他协助行长姜建清收购香港友联银行。也就是这一年，他获得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他所熟悉的《国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控制机制研究》。

　　一边是繁忙的工作，一边是沉重的学业，李礼辉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他几乎把那几年所有的节假日都用来读书。春节到了，他和妻子商量，不回家乡，花半天时间陪妻子、女儿去逛庙会，其他六天半全部用于学习。利用业务时间，他发表的金融专业论文有几十篇。

　　平时，他通常是早上提前1小时上班，晚上延迟2小时下班。

　　上市，不是终点

　　履任中行行长之初，李礼辉曾经表示，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上市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而是“在未来5至7年保持现在较快的速度，并保持比较稳健的发展势头。提升中行固有优势，实现跨跃式的发展”。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提醒说：“上市对中银来说才是第一步，而不是终点。中国有很多企业都把上市当作里程碑，当作荣耀，而仅仅满足于此。其实不然，在此之后，怎么在上市的规则下运作与竞争，才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周春生教授指出，中行还存在着经营机制相对僵化、业务创新不足、激励机制存在缺陷、经营风险比较大等问题，与同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建设银行相比，市场化程度略显不足。

　　对此，李礼辉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上市之后的媒体见面会，以他和肖钢（中行董事长）为首的管理层对近期中行接连爆出大案（2004年底中行哈尔滨松街支行巨额存款丢失；2006年6月河南沈丘亿元诈骗案；2006年6月开庭审理的北京第一烂尾楼骗贷中行6.4亿等，记者注），表示“比较惭愧”。

　　同时，他也承认，“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方面，中国还缺乏较成功的经验”，所以“需要不断探索”，而且较为难得的是，他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自由前行的探索。因为，在国际资本市场看来，他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做规定动作。

　　“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一家真正的商业银行，是一项脱胎换骨的系统工程。国有商业银行和真正股份制银行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体制、管理和竞争力三个方面；展现出来的问题则是金融专才持续流失、风险控制体系不堪一击及人均盈利能力偏低。”

　　李礼辉说，所以他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提高自己。首先，要适应管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需要；其次，要建立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第三，还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