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报道，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行长杨明生明确表示，农行将着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仍将是农行工作的重点。至此，关于农行改革的定位及方向开始逐渐明朗。

　　扬长避短地发挥作用

　　由此，我想到前些天到酒吧听歌。歌手的声情并茂，令我们陶醉其中。记得有“粉丝”问他准备在酒吧里唱到什么时候，歌手自信而从容地回答：一直唱到我成名为止。歌手的回答令我感触良多：是呀，毕竟在酒吧里唱歌一晚上只挣几百元钱，而成了歌星，有时唱一首歌就能挣好几万，有哪个酒吧歌手不想成为歌星呢？

　　农行改革的定位问题，也存在类似道理。如果让一家银行自由选择定位于农村业务还是城市业务，那无异于让歌手们选择是愿意待在酒吧还是成为明星，答案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期一些学者和业内人士提出的农行改革“要剔除农村特色”、“应该理直气壮立足城市”等一些观点确也无可厚非。可现实情况是，歌手们是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定位的，而必须通过残酷的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银行定位也同样如此，环顾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无不是从小店铺开始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创新、不断成熟和不断壮大起来的。

　　但我国情况又很特殊，经济正处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时期，现有的大银行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官意志的产物，而并非市场打拼的结果。因此，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刻不容缓。但改革又不能“推倒重来”，如果我们采取“休克疗法”，把各大银行全部关掉，让社会资本重新组建一些小银行，并依靠自发的竞争而壮大，这看起来似乎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成本将比收益高得多，全国人民也绝不会同意。因此，改革只能以现有的金融机构为基础，根据各自的业务特点扬长避短地发挥作用。

　　农村金融业务拓展空间广阔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不久前与国家邮政储汇局一个朋友的交流，言谈中，他对监管层即将挂牌的邮政储蓄银行定位为社区银行，似乎有所微辞。朋友可能由于身份的原因不便直抒其意，但这里我不妨擅自将其微辞“放大”一下，邮储银行完全可以发出质疑：凭什么把我们定位成主要发放农户贷款的社区银行？主管部门或许会回答：因为你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村，定位社区银行可以把以前的“抽血机制”变为回流机制。但邮储也可以继续追问：资金追逐收益是天经地义的，难道我们把资金从农村集中起来经营城市业务有什么错误吗？

　　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不无道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邮储定位于城市业务，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失血的局面，拉大城乡差距，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我想，在权衡利弊之后，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对邮储的社区银行定位持赞成意见。

　　但在农行改革的定位问题上，各方意见却远远难以达到如此统一。我想，这主要缘于农行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一方面，作为目前唯一一家在全国每个县市都设有支行的大型国有银行，农行自成立至今的50余年一直与“三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县域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巨大的经营规模和业务优势；另一方面，近年来，其城市业务也发展较快，市场占有率也不算小。

　　农行这种横跨城乡、点多面广的市场格局，自然对其集约化经营管理带来不小难度。因此，表面上看，农行改革定位似乎存在一个城市与农村的取舍问题。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农行应定位于城市业务的观点。应当说，这对农行自身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发展策略，但将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对庞大的县域农村金融市场势必要逐步收缩与放弃，改革成本不可谓不高；二是当前新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据银监会唐双宁副主席初步测算，“到2020年，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至20万亿元”，因此，农行此时的城市定位就难免有“临阵脱逃”之嫌。所以，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农行的未来不仅不能放弃县域农村金融市场，还要继续加强。

　　但一谈到农村金融业务，不少人马上就会对其能否盈利打上一个问号，对此，我想做两点说明：首先，从国际情况来看，虽然西方各国的商业性、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平均收益率普遍要低于城市金融机构，但它们的确是可以盈利的，荷兰合作银行以及德国的众多中小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很好的例证。其次，从我国情况来看，近些年民间借贷、钱庄等非正规金融活动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有业内人士估计其规模已超过1万亿元。我想，这又足以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农村金融业务可以盈利，因为民间借贷是无利不起早的。二是民间金融能够以如此大的规模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存在，也足以说明我们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缺失，因此农村金融业务的拓展空间是可观的。

　　我不是“分拆专家”

　　可见，农行在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很广阔的。同时，由于农行现有的城市业务已成规模，因此，完全放弃城市业务、一股脑地扎进农村金融市场也不可取。这样看来，农行的未来发展存在一个农村业务和城市业务如何合理协调与平衡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在不影响其城市业务发展的同时重点加大对中高端农村金融市场的边际投入。

　　事实上，正是由于农行与其他几家国有银行相比在业务发展定位上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其改革方案也不能简单地照猫画虎，而需仔细论证，既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也不能为了分拆而分拆。因此某些人士大可不必给我冠以所谓“分拆专家”的称号。

　　其实，我深知，由于身属“学院派”，所处的层次和所拥有的视野决定了研究本身难免会有局限性，在我们这个层面认为有道理的思路，决策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从全局的视角考虑未必会完全认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求真务实的态度来思考问题，因此，对农行改革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整体股改还是分拆股改，其基本出发点是一样的，因为未来谁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只追求自身盈利而脱离农村金融业务的农行，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把方方面面的金融业务大包大揽，但自己却不盈利甚至亏损的农行。（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