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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如何借东风更上层楼?
时间:2006年08月24日11:03 我来说两句  

 
财经博客 张军“国有制”的喜宴 艾葳2007年中国股市是属于散户的年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2004年8月,李礼辉从海南省副省长任上调任。两年之后,中行已经在香港H股及国内A股成功上市。

  8月11日下午。回首两年股改风雨路,他显得相当淡定从容。

  公司治理:决策的链条拉长了

  中国新闻周刊:到中行两年多,公司治理方面有何变化?目前董事会跟管理层的工作模式如何?如何保证其有效性?听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在帮助我们改进公司治理,这方面的进展怎么样?

  李礼辉:过去,国有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是合一的,董事长、行长、党委书记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好处是能够很快做出决策,这种决策链条最短、效率最高,但很难保证其合理性。现有的体制将决策链条拉长了。对于大客户的授信,我们权限不够时,要报到风险政策委员会,风险政策委员会还要报董事会。决策链条长了,但这样做更有利于决策的正确性。

  在良好的公司治理下,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家分工不同。应该说日常经营工作,都是管理层组织的,由我为主负责的。在大的方面,战略发展、风险政策确立、内部稽核、关联交易控制、管理层薪酬确立,都是由董事会负责的。

  在一年中,我们会开四到六次董事会。董事会下五个委员会的会议会更多,他们制定一些政策,对管理层授权。在授权范围内,管理层履行职责。在董事会上,管理层报告经营情况及一些重大的问题。坦率地说,现有的体制是科学的,能够达到有效制衡的目的。

  淡马锡参加我们的董事会,派驻了一位董事,是非常有名的银行家。我们在遴选高层管理人士的时候,希望淡马锡能够推荐一些人选。在人员培训方面,他们的帮助也很大。主要对我们的董事会、监事会人员进行培训。最近我们还要在新加坡准备专门的培训。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行,除董事会、监事会之外,还有党委会,党委会角色是怎样的?

  李礼辉: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已经对公司治理结构作了明确规定。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我们一定会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来做的。作为管理层,我是向董事会报告的。

  党委要发挥体制保障的作用,我作为党员要受到党委的监督,如果做得不好,会受到党委的批评和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现有公司治理能够保证中行中小股东的利益吗?

  李礼辉: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我们就能保证中小股东利益。事实上,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我们已经在法人治理上作了很好的安排,聘请了4位独立董事,其中3位独立董事分别担任董事会下稽核委员会主席、风险政策委员会主席以及关联交易委员会主席。

  这3位独立董事在业内都非常有名望,一位是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风险总监,另一位是英国央行银行局局长,还有一位是(中国证监会首席咨询顾问)梁定邦先生。按照国际惯例,他们必须代表中小股东利益,对银行进行监督。

  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国家作为大股东,会不会直接指令银行向谁贷款。我觉得过去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行政干预已经不存在了。目前的信贷决策和投资决策都是我们根据自己的决定做出的。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了解政府的决策和动态,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评价和判断。我们也会跟地方政府去了解,哪些是重点项目,哪些企业需要兼并重组,从中寻找业务机会。这些并不表明我们会听他们的,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基于上述因素,我觉得大股东是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战略投资者:上市有他们一份功劳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回顾一下中行当时是如何选择海外资战略投资者的?

  李礼辉:实际上,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如同恋爱的过程一样。我们跟很多家银行都做过接触。目前投资占比重最大的是苏格兰皇家银行,那我们选择它,是考虑到它是一家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在管理、产品创新、信息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都能给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另外,在众多外资银行中,他们进入中国的程度最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利益冲突最小。最后,他们也认为,中行适合他们。

  淡马锡是新加坡的国有投资机构,他们在公司治理、IT建设、人力资源等方面都非常具有实力。瑞银集团在投资银行的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他们的一些产品技术,比如在财富管理方面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我们希望他们能构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他们进入中国银行之前,很多合作都已经开始了,正式成为我们股东之后,这些合作就更深入了。其实,他们的加入也提升了中行的价值,资本市场的认同也有他们一份功劳。

  中国新闻周刊:合作的保证机制如何,合作的有效性如何达成?

  李礼辉: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跟苏格兰皇家银行一起成立了一个战略合作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对方的CEO和我共同担任。我们两到三个月开一次会,来谈论和研究我们在合作方面的进展情况,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在这个委员会之下,我们有很多工作小组,这些小组是根据双方合作项目设定,由双方专家共同组成。

  这是一种常设机构的思路。另外,我们还互相派遣员工,他们派人来指导我们建立一些新的制度和系统,我们也派人到它那里参加培训,对他们的现有管理系统做研究。

  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管理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它在我们的投资比例比较高,他们的付出会提升他们的价值。

  有人担心,外国派驻的董事会“水土不服”,我们感觉战略投资者派驻的董事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有的时候,当他们不大了解中国特定的一些情况,以及中国银行过去的一些问题和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他们做出说明和解释。每个月,我们都向董事会和监事会做一些报告,告诉他们我们做了什么,他们也会主动向我们了解一些问题。当我们用国际一流银行来要求中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宏观调控:放贷多并不一定是好事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宏观调控跟银行的经营压力似乎有某种“冲突”,银行上市后,其财务压力要求银行在贷款发放上更上一层楼,而宏观调控却要求在某些行业收紧信贷。

  李礼辉:如果只是从短期,比如半年、一年来看,发放贷款对银行的盈利是最有帮助的,因为发放贷款的利差是最高的。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放贷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当你发放贷款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能否保持你的资产的质量,否则就可能因此而付出很高的代价。目前贷款的利差通常就在3%左右,而在香港这样充分竞争的环境里,利差会更低,通常只有2%多,净息差只有1%多,不足2%,在内地净息差可能是2%多一些。按2.5%计算,如果能把贷款成本控制在0.5%~0.6%,会有比较多的钱可以赚。如果成本在1%~2%,扣除税款、员工成本等,基本无利可图。而信贷成本一旦高于1.5%,那么银行注定要亏本。

  一旦风险控制不好,信贷成本提高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不认为过于盲目的信贷扩张对银行来说是多好的事情。

  事实上,国家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当调控刚刚来临时,银行也的确会感到压力,会发现自己的市场机会少了,因为有的企业经不住调控的考验而退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违约率的提高和不良贷款的增加。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正是这种宏观调控,防止了风险的过度集中,使之不会演化为全行业或整个区域的集中风险。比如,过去曾经在某些地区出现过整个房地产业的崩溃,那叫“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如果早一点进行调控,把那些孵化不出小鸟的蛋取掉,剩下那些蛋会孵化、成长。所以国家宏观调控从长远来看是相当必要的,可以为银行的经营提供一个更好的宏观环境。

  对一个商业银行而言,个别的风险是有能力把关的,但如果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是没有哪家银行能够幸免于难的。比如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即使经营比较好的如汇丰银行,贷款不良率也高达两位数。

  基于这种认识,中行还是比较谨慎的。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主动调整我们的客户结构、信贷结构,贷款的增长率只有5%左右,在所有银行中是最低的。经过两年时间,中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已经完成重构,风险管理能力大大增强,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贷款增长比去年同期要快,但仍低于全行业的平均水平。今后我们依然会保持谨慎。虽然短期内我们没有因为贷款的大幅飙升令盈利有很大提升,但我们相信,从长远来说把风险控制在能够把握的范围之内更有利。

  中国新闻周刊:您曾出任海南省副省长,这是否对您理解宏观调控起到很大作用?

  李礼辉:作为银行高管,需要历练学习的过程。作行政官员的时候,能够对经济、社会各个板块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深刻地了解。成为银行高管后,能够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更好的理解。比如,我觉得政府肯定需要宏观调控,这是为了保护经济整体的稳定发展,但调控力度过大后,会损害经济增长,可能会付出失业率过高的代价,这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局面会持续多久?国家实行紧缩政策,是否会对中行盈利造成压力?

  李礼辉:在当前流动性比较充裕,银行信贷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产生一定效力,对改善流动性过于充裕的局面有所帮助。未来是否过剩,取决于很多情况。比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动情况,这涉及到基础货币的供应。如果国家的外汇储备仍增加很快,人民币基础货币也会增加,这肯定会使人民币流动性过多。再看国内资本市场,比如基金和股市,如果股票市场发展很快的话,也会吸纳一部分市场资金,一部分资金会从银行转向股市,从而起到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此外,还取决于银行信贷体系的运用效率。我个人认为流动性问题是一个相对概念,除了会受到基础货币供应影响,还有其他因素都会发生作用。比如融资如果都依赖银行贷款,那么银行流动性肯定会偏紧。但这几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间业务如票据承兑的发展缓解了企业对银行的过分依赖。此外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周转越快,流动性越多)也是一个因素。预计未来半年到一年流动性可能会保持相对平衡。而且央行还是有货币政策调控空间的,包括发行定向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

  紧缩政策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现在的存贷款比例并不高,只有60%多,央行的调控对我们贷款的资金供应能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未来发展:立足本土综合经营

  中国新闻周刊:中行海外的优势一直非常强,那么中行未来的海外战略是怎么样的?

  李礼辉:我们的想法是,立足于本土业务的基础上,加快国际业务的发展。因为离开了本土优势去发展海外业务,那是没有根的发展,我们也很难在海外同国外大银行竞争。其实,我们在海外的发展也是要跟中国经济全球化紧密结合的,我们应该着眼于和中国企业及个人的全球化同步。我们的经验是,当中国的一些大客户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一直在跟着他们走的。

  我们会进一步考虑海外分支机构的布局,选择一些重点布局或者加强原有的分支机构。也不排除海外并购的可能性,当机会出现时,我们会认真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一种说法认为,中银香港的经验可以复制给中行,您如何看?

  李礼辉:中银香港对我们非常重要。中行在很多方面借鉴了中银香港的经验,我们目前很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来自中银香港,我们集团董事会秘书就是中银香港董事会的秘书兼任的,财会部的副总等很多类似职位的人员都来自中银香港。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将中银香港私有化的打算。我们仍在强化它的力量。我们借鉴了中银香港的成功经验,但是就像香港无法在内地复制一样,中银香港也很难在内地复制。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银行在混业经营上,有何想法?会如何实施?

  李礼辉:我们将混业经营叫综合经营,国家“十一五”规划已经确定银行要做综合经营试点。我认为,这种综合经营的试点不会只有一家。如果国家要选择一家银行作试点,那么中国银行的条件是最好的。我们希望在上市银行架构之内尝试综合经营。我们已经在争取更好的架构和更多的机会。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王晨波

(责任编辑: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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