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网络泡沫破灭的寒冬后，清华科技园里的孵化器终于开始收获

　　2006年4月，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进行了一次机构职能调整，其中一项重大举措是单独组建孵化器管理处，专门对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进行管理和协调，在孵化器处处长张峰海看来，单独设立这样一个部门有深刻的背景。

　　“国家在不断通过政策倾斜使孵化器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他说。

　　自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以来，科技部火炬中心把孵化器工作纳入到这一宏大战略框架之内：创新需要以企业为主体，作为企业摇篮的孵化器承担着重要的职能。火炬中心主任梁桂强调：“技术创业的成败决定于种子（技术或商业模式，创业者）向苗木（商品，创业企业）质变过程中组织胚胎（企业组织）和土壤（创业政策、环境）的相容性，因此相应的公共政策中，建立企业孵化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已经达到534家，在孵企业共计40639家，占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的近1/3。这其中，清华创业园企业孵化器扮演着整个清华科技园创新源头的角色，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梅萌说，“孵化器今天已经成为清华科技园的灵魂。”在清华科技园三大功能定位——创业企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中，孵化器功能被排在第一位。

　　新生事物“孵化器”

　　早在1960年代，美国政府就开始创办为初创企业营造适合其成长小环境的“孵化器”。1998年，梅萌去美国硅谷考察，更加深了对“孵化器（Incubator）”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当年年底，清华科技园旗下的第一栋大楼学研大厦建成，大厦的出租率处于上升期，但清华科技园决定立即筹备创立清华创业园，上马孵化器——虽然当时这个决策从商业角度看显然是不划算的——梅萌的解释是，科技园要走上正轨，就一定要建孵化器，“如同学校盖好了教学楼，接下来就得考虑如何招生的问题”。

　　1999年8月20日，清华创业园开园，清华科技园副主任罗建北出任创业园主任，并兼任其后成立的孵化器公司董事长，清华科技园启迪控股公司副总裁罗茁出任创业园副主任和孵化器公司总经理。

　　当时，孵化器在中国还属于不为人知的新生事物，清华创业园成立后，罗建北真的接到过询问“孵化器”价格的电话。“真把我们当成卖暖箱的了。”她笑着回忆说，更有意思的插曲还在后面，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称谓，他们想注册一个“孵化器有限公司”，但前去工商局注册的同事垂头丧气地汇报说，工商局对“孵化器有限公司”表示异议，他们根据“属地、字号、行业、组织形式”的核名原则，断定“孵化器”应属于农牧渔行业，“与科技园业务无关”。罗茁哭笑不得地反问：网是用来打鱼的，是否网络公司也要划归到农牧渔行业呢？

　　这次注册终究没有成功。直到2000年底，北京市科委颁布《关于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若干规定（试行）》，其中明确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可在注册名称中使用“孵化器”字样。 翌年3月，清华科技园以158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专注于企业孵化和园内企业的种子期投资。

　　“孵化器＋种子期投资”模式

　　创业园成立之初，清华科技园的经济实力远不如今天，拨给创业园的所有“家当”是学研大厦A9、A10两层楼、50万元启动资金，以及争取到建设银行海淀支行捐赠的50万元。在罗茁看来，科技园提供的50万元“比今天的500万元还值钱”。在科技园首肯下，创业园所有房租收入直接用于创业园企业孵化业务开支而无需上缴科技园。

　　创业园首先组织内部对“什么是孵化器的本质”进行了一次讨论，结论是：对缺少资源、缺少渠道的高技术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降低成本，而是增值服务、投融资服务。因此孵化器最主要作用应该是“培育土壤、增加养分”。“这一结论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实际上也指明了清华科技园要办的孵化器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罗茁说。

　　创业园成立后恰逢网络经济热潮，入驻企业极其踊跃，22家申请入驻企业中，首批11家企业获准入驻，其中包括第二届清华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中国影响最大的学生创业企业”——“视美乐”、“易得方舟”、“乐都”等团队。一时间，清华创业园知名度甚至超过清华科技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罗建北回忆说。

　　但实际上，万里长征才走出了第一步。无拨款、无其他收入的清华创业园只能量入为出，用房租的收入支付人员和服务成本，在此基础上用剩余的房租收入尝试对入园企业的早期投资。

　　“如果孵化器没有商业模式，有成本的服务难以获得相应回报，那么孵化器公司的明天在哪里？”罗茁说，自打成立后，这一问题每天都在困扰着他和他的同事。

　　罗茁等人做出的判断是，传统作为事业单位的孵化器虽然能获得来自政府的资助，但机制不灵活；而进行市场化运作，孵化器光靠提供一般服务是赚不到钱的，“营利的手段必须是投融资服务”。

　　2001年9月，创业园召开“著名的香山会议”，讨论公司的未来走向，会上明确了两个战略性方向。

　　一是确立了“孵化器＋种子期投资”的发展模式：创业园把针对园内企业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业务。清华创业园在建园初期就已经接受了将投资作为孵化器营利手段这一理念，曾尝试过在每一个孵化企业里用房租置换一些股份的做法。后来创业园向科技园申请了500万元，由罗茁和罗建北亲自做一些零星的投资，至2001年上半年，共投资了4家企业，创业园在其中所占的股份后来都转移到孵化器公司，其中的3家至今仍在健康的成长，2001年投资的数码视讯已成为一个典范——当初投资的50万元已经有了60倍的预期回报。到目前为止，创业园先后在科技园内投资了16家企业，到2005年底总的投资额达到了2500多万元。

　　香山会议确定的第二个战略，是依托清华大学在电子信息和生物医学领域丰厚的学科资源，在综合性的孵化器之中创办专业性的孵化器，使孵化器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

　　寒冬后的春天

　　2001年底，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清华创业园内部分企业也没能熬过那个寒冬。整个2002年，是创业园短暂发展史上最艰难的时期。那年除夕，罗茁是最后离开公司的，他去和园内一家软件公司商量处理该公司的欠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用四台电脑抵了12000元房租。

　　“当时有人说，创业园孵化温度太低。”罗茁回忆说，“1999年到2002年，创业园的经历可以叫‘高开低走’，开园时轰轰烈烈诸多追捧，然而网络泡沫破灭也让很多媒体在创业园内找到创业失败的典型。”

　　这个冬天的另一个挫折是孵化器公司融资没有到位。当时希望融资5000万元作为投资的种子基金，但由于缺乏融资经验，加上融资方案不尽合理，在方案的修改调整和与投资人的沟通中，不知不觉错过了融资时机。

　　2002年10月，一次气氛沉闷的公司会议后，罗茁和同事们意识到，“我们应该行动起来，要走出‘两层楼’，做更多的事。”不久发生的两件事促使罗茁等人彻底走出了心理窘境，一是北京创业孵育协会推荐清华创业园参加荷兰科学联盟组织的全球科技孵化器评奖，认真回答完评奖机构的问卷后，本来没抱什么希望的清华创业园在公共投资回报、大学投入和私人投资三个奖项上都获了奖，并最终获得此次评奖的唯一大奖——“2002科学孵化器最佳实践奖”。“这个奖项对我们的激励犹如雪中送炭。”罗茁说。

　　第二件事是2002年底清华大学与中关村管理委员会共建清华留学人员创业园。这个项目虽然当时没有给孵化器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让困境中的孵化器有了新的目标，成为科技园区创新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一批归国留学生由此汇集科技园，也使科技园借此与海外校友组织建立了稳定的联系，为日后充分利用清华校友资源打下基础。

　　寒冬过去就是春天，从2002年开始，北京市施行对孵化器和在孵企业的财政专项资助政策，这解决了孵化器对入孵企业公益性服务的经费来源问题。2003年后，清华科技园总体形势迅速好转，创业园也享受到国家在税收、补贴方面的大力支持。清华创业园不断营造环境满足企业孵化的需求，其整合大学和政府的资源优势也逐渐显现，对创业企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现在，创业园的孵化面积已经从8800平方米增长到21750平方米，在孵企业从11家增长到140家。随着经验和能力的增长，创业园的投资业务也逐渐形成规模，并步入了良性循环。a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