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魏喆: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来到搜狐《财经面对面》2006年是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加入WTO的五年里,中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世贸进程的推进,现实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也亟待解决。搜狐财经近日推出大型策划“入世五周年——负责任的大国迎来全面开放”,并邀请专家作客,就WTO热点话题,与广大网友在线互动交流。今天搜狐财经荣幸的邀请到北京WTO研究中心首席顾问程大为女士做客,与广大网友就后WTO时代企业战略这一话题进行交流。欢迎程老师的到来,也请您和搜狐的网友打声招呼。
程大为:谢谢搜狐的邀请,我是北京WTO事务中心的首席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WTO的研究实际的工作。入世五年来,也是我们辛勤工作,饱含辛酸,充满欢笑的五年,经理各种酸甜苦辣,有很多回味的地方,希望能跟网友们分享。 >>>>程大为博客
主持人魏喆:谢谢程老师,因为今天主要谈的话题是企业战略的问题,这是个特别贴近生活的话题,每个企业在面对全面开放的时候,都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最近几天我接触过一些企业的老总,尤其外向型企业,跟我说了很多苦衷,他们还是很需要帮助的。程老师先给我们解释一个概念吧,什么叫“WTO后过渡期”?
程大为:加入WTO为了适应WTO的法律框架,一般WTO会给新的成员以过渡期。中国给了五年的过渡期,在这五年之内,比如关税是慢慢的降,比如开放是慢慢的开。在后过渡期,意味着特殊逐渐取消的这种限制,就要彻底的开放,彻底的取消。意味着中国可能是进一步的,比如关税降到底了降到9%点多,在后过渡期不再降了,意味着中国的入世承诺开始到头,我们真正作为一个WTO的成员来进行参与国际市场的合作。
企业要学会运用“规则战略”
主持人魏喆:之前我在网上征集一些网友关心的问题,有几个热点的行业网友更为关注,比如汽车、保险、银行、电信,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首先有一个网友说,"WTO后过渡期"伊始,中国首先面临汽车行业的降税。到2006年7月1日,汽车关税将最终下降到25%,零部件平均关税降到10%。更为廉价的汽车对于国内的汽车产业必将造成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汽车行业应怎样面对?对于合资汽车企业和国内独资的汽车企业以为着怎样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像福耀玻璃这样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又应制定怎样的战略来适应这一变化?
程大为:我觉得一般的网友的问题都是从汽车行业开刀,过去五年前或者十年前的谈判过程中,谈判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汽车行业的开放。我觉得我们进入的有点快了,直接进入到行业里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澄清一下,我做一点铺垫,这个铺垫就是中国为什么企业要学会WTO规则,为什么要把WTO当做一种企业战略来考虑,这个问题阐述一下。
一般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经营战略,有自己的市场战略,有自己的定价战略,人才战略等等。中国企业在成长的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战略可能已经学会了应用,但是并不会运用规则战略,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企业的日常战略一部分呢?这是我要首先阐述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去年,刚刚你提到金融保险的问题,就是外国公司很开放,很关心这个问题,中国公司也关心这个竞争问题。比如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在做我的毕业论文的时候,是谁给钱做的呢?是美国的友邦保险公司叫做NIG。友邦保险公司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学生一笔钱做一篇论文呢?是因为想让我做一个研究,研究中国的保险,当时中国没有加入WTO,中国保险现状是怎样的,友邦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会遇到哪些法律壁垒,怎样和中国政府谈判这些壁垒,我的毕业论文就是给友邦做了一个咨询师的论文。这个论文拿到美国华盛顿的友邦公司以及美国保险协会就跟中国访问的时候谈判,谈判过程中,就知道中国保险业就多少竞争者,中国管理保险业的时候遇到哪些法律障碍,这个非常有用。所以说一个跨国企业它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时候,深入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就是往往遇到的壁垒就是法律上的壁垒,如何避开这个壁垒,企业要学会用规则的利剑,所以规则应该成为企业常规的战略之一。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讲到汽车业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比如涉及到两部分,涉及到汽车整体行业关税的降低,降了25%。还涉及到一个零部件的关税问题,涉及到了10%的零部件关税。在这里就面临着中国整体汽车制造业还是要保留一个建设生产场地,如果关税水平到这样一个水平,很多企业愿意进口零部件。进口国外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因为零部件关税低,进口到中国在中国进行组装然后出口,这就面临着中国整体汽车业的发展,它的发展是在极低的水平发展,什么样的水平就是一个大的加工组装车间,而不是真正自我品牌实力的增长,中国变成了整车的大的组装的地方,而零部件就面临着被国外竞争者淘汰的一个竞争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WTO的政策,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运营的状况,影响到我们保哪个行业,推进哪个行业,这个至关重要,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业就有不同争论,不同的利益选择,这两个行业企业必须学会使用规则战略,跟中国政府外国企业打交道,这是回到规则为什么是一种战略。
在我看来,中国汽车业面临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实质上的竞争,因为西方的产业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装配车间,使用我们的劳动力。实质的竞争在未来展开是在零部件和关键的产业升级的竞争上。我希望中国的整个的汽车行业应该调整他们的思路,是去发展大而全的模式,简单的装配车间模式还是走更有附加价值的这种有资本的回报的这样一个利润回报的向零部件深化的一个模式。这个引起我们思考,去年我们汽车出口已经大于汽车进口,整体上我们还是具有竞争实力的,就是细节上要进行重新的战略。
知识的缺乏与体系的不健全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主持人魏喆:您刚刚讲到规则竞争,我这两天无意当中在车上遇到一位老总,他是一个山西农村的农民企业家,他做的是机电产品出口,遭遇到两次反倾销调查,由于不懂规则,吃了很多亏,非常被动。欧盟对他企业的第一次的反倾销调查通知最先发到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然后又下发到山西省经贸厅,再下发到市外经贸厅,当他接到这个东西到应诉截至时间只剩下三天,非常的匆忙。农民企业家并不懂这个,找了20几个业务员帮助他翻译调查问卷,结果败诉,败诉要答应给欧盟一个承诺价格,价格上已经非常没有优势了,这种情况没维持多久,欧盟又再度复查是否执行了承诺价格,再度遭遇第二场调查。两次调查,迫使企业不得不内部改制,完善财务管理适应国际规则。在国际规则方面,中国企业无从选择,必须适应。
程大为:你说的这个故事很典型,在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2002年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一个否民企业家,基本的程序和故事情景完全跟你这个一样。就说明了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不懂得国际规则是什么。碰到的时候是一个被动应战的这样一个局面。它的被动来源于几点:
第一点是知识的缺乏。就是对国际规则的了解不够。
第二点被动是来自于中国的体系不健全。就是你说的它可能先是通过使馆到机电商会再到省级别部门再到企业,给企业的时间很少,这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上不健全,这个被动还来自于企业自身的这种素质没有达到国际化,比如说欧盟在反倾销方面,要进行企业的会计审查,你到底价格是怎么定的。中国尤其是乡镇企业,都法国一个标准的会计帐务。欧盟一找它的茬,就说它是倾销了,其实不倾销都可能被你找出破口来。这就说明我们企业,既使你不遇到反倾销,你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国际化的水平还是很低的,这几种被动,就造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实际上总体处在被动阶段。这个我觉得你的故事是概述了这样的情况,这是农民企业家的情况,可能在一些大企业上,比如中国的钢铁企业,中国的彩电企业,信息产业的一些企业,它可能在这个里面的运作中,我们还能看到它是进步。
利用大规模生产优势将高端的品牌大众化,借机扶持树立民族品牌
主持人魏喆:一些WTO问题专家认为,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抵御进口产品冲击的能力,关键性和敏感性行业也没有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有效手段,比如目前的数码产品几乎是日货的一统天下,国内的中小企业如何摆脱只能生产拉链、打火机、绒毛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为国际企业代工的现状,生产服装、鞋帽等企业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战略?高科技企业又如何参与国际中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
程大为:这个不光是WTO产品,你说的数码方面,中国加入WTO当天就承诺零关税,就承诺信息产业产品的协定。这个肯定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开放的环境下跟国际企业进行竞争。后过渡期基本特点就是一切都是开放的环境下,全球竞争和本土竞争要融为一体。你刚刚说的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更非WTO的问题,WTO已经把这个大墙倒了,剩下就是靠企业子该怎么进行产业升级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比较多。我觉得是中国最头痛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比如品牌战略。但是品牌比如说服装行业,我在我的博客里提到了,服装行业,中国服装行业参与国际竞争中,基本上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靠OEM就是贴牌生产,主要贴别人的品牌我们作为一个加工车间,这是最流行的一种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靠熟人打开国际市场,比如温州帮,它在意大利有一个温州街,通过生产民营品牌的东西靠廉价出口到国际市场。还有一些人雅戈尔,罗蒙、白领做的国内市场,在三种服装品牌里的谁有品牌?可能是做国内市场的是有品牌的,打造了国内品牌,雅戈尔、罗蒙等等,有很好的企业形象,这些有品牌的企业把它推到巴黎去,把中国的品牌推到巴黎去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少有可能的。比如说他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卖一件西服加上一百块钱的营销费就推国内品牌,树立国内品牌,建立专卖店,一件西服要加一百块钱营销成本,这个东西卖到巴黎、纽约去,要加多少钱?这个中国企业实际上还没有能力把这卖到世界市场上。在巴黎建立专卖店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这说明中国经济现状,品牌是很好的战略,如何应用这个战略,我觉得是挺痛苦的。
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温州浙江人我们的一个老教授也是提出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把别的品牌给它降低了,比如说一些国际的大品牌到中国,品牌的概念是稀少,稀少才有价值,才有增加的价值。那比如说耐克,比如阿迪达斯,我给它引入中国,中国变成大的制造加工的能力,大众化名牌,我以自己的大规模生产优势把一个好的品牌高端的品牌把它大众化。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穿一个耐克鞋很贵的,现在基本上我要买鞋就买耐克了,就是品牌大众化了。大众化之后,就把它的品牌精致给拉下水了,把大多数品牌拉下水以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树立自己的品牌这是一种可行的。我说到这,再说就不好意思了,可能就比较坏了。但是我们要想在品牌战略的困境中,能够可操作的环境,不要想着一下子我的产品打到巴黎,打到哪我觉得要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
主持人魏喆:刚刚我们谈到了品牌,中国企业目前培养品牌还是不能过于急躁。要一步一步来。把高端品牌变成大众化品牌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中国应该形成有讨价还价的一些利益集团,能够有更多民主声音达成社会平衡
网友:“WTO后过渡期”内,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将降至15%左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而目前,世界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为62%。这对于进口农产品作为原料的榨油、酿酒等企业意味着更低的成本,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则是严峻的挑战。如何组织好未来的农业产业来应对这种挑战,保障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的利益?农业相关产业中的企业又应怎样做好战略调整?
程大为:的确中国的农产品开放的程度和速度也都是世界比较低的水平,直接利益相关者就是中国的农民群体。农民我觉得是相对弱势的群体,最近网上争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应该不应该有利益集团。我们这样的学者应该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老百姓对于起利益集团概念的一个误解。中国老百姓认为这个国家是属于我们大众的,原先没有利益集团的历史概念,现在西方体制引进来了,就开始知道这个概念了,就想利益集团是有特殊利益,有一个概念偷换,就是利益集团变成特殊利益集团,这就看到了负面评论,比如电信是利益集团有垄断的能力。实际上他没有想到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比如农民,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实际上因为我们利益集团的概念还是很淡漠的,所以能够看到的很显性的利益集团,我们主张中国应该有利益集团,而且学者还是应该代言利益集团,怎么代言?以你这么大的农民人口数,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概念,当中国政府在农业谈判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跟中国政府去嚷嚷去,这就是你没有利益集团的概念,你不会操作这些事,你变成了牺牲品,利益集团要谈,社会的构体利益集团的争吵权衡最后达到相对的平衡,中国的农民没有这个概念去做,所以变成了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我呼吁广大农民要想办法找一个渠道形成一个圈子,去让自己变成一个利益集团。
这里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我以大豆为例,大豆开放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美国的大豆是转基因大豆,比较便宜,就要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开放了就是损害东北的大豆农民,谁获利就是炼油的企业获利,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比中国的大豆出油率要高得多,中国的炼油商获利的同时,谁受到损失?中国的消费者,我们无法证明转基因豆油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美国人说安全,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证明。这样的开放过程中,有人必定受益,有人必定受害。怎么达到政策上的平衡和利益上的平衡,是需要利益集团相互斗争来取得。如果东北的农民能够组织起来,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平衡,如果消费者呼声强一些,我们可能就从自愿的不吃转基因豆油,消费者的意识觉醒,也是对美国的进口是一种抵制,我觉得这些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的事情,实际上是需要公众的参与和讨论,然后共同解决。我觉得十分感谢这位网友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讨论中,而且问题提的很透彻,涉及到整个问题的各个角度,说明我们中国人正在慢慢关注这件事情,希望下一个五年,中国能够形成这样有讨价还价的一些利益集团,包括消费者是一个集团,能够有更多民主声音达成社会平衡。
主持人魏喆:您说的利益集团形成,行业协会也应该更多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农民,你要让他们自己组织一个小的群体,一个是可能有这份心也没有这份能力,另外一种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行业协会或者是类似的组织会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一些作用。
程大为:是的。五年来,我们也一直在想行业协会的一个定位。中国的行业协会也正在慢慢转型,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慢的。因为现在的中国行业协会有一个第二政府,因为拿的钱,不是拿的成员的钱,而是拿的政府的钱,行业协会会长多数是各个部委的官员退下来,所以它是比较偏向政府这一块,没有起到大的行业的作用。但是五年来,我们要看到成绩,比如温州的打火机协会、灯具协会。
主持人魏喆:我了解到目前已经有一些行业协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等位置由企业家担任,这应该是一种趋势。对行业协会服务更贴近企业应该有促进作用。
程大为:这个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多呢?发生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江浙,发生在省一级比较多,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五年来,我们毕竟还是进步了。这个进步我觉得进步速度太慢。对行业协会,包括农民这一块,的确是一个是进步速度太缓慢,再一个国际化的意识,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差。行业协会这一块还有漫长路要走。
主持人魏喆:刚刚提到了电信,电信的呼声是最多的,也是网友反映的问题最多的。总结一下,问题大概是这样,到2007年,中国将取消基础电信的地域限制,允许外资股份达到49%。但是电信业是一个很特殊的,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行业。这对于目前国内的四大巨头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是否真的构成竞争威胁?消费者能否期待从电信业的开放中获益?四大巨头真的有必要调整战略以适应新的变化吗?
程大为:现在电信业的问题不是WTO的问题,是垄断的问题,是四大巨头割据,垄断造成了价格的高和服务的差。还有它们职工内部收入的垄断收入。这种打破靠外资竞争引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外资的进入和外国企业的这种竞争参与,会使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消费者,消费者会享受更好的服务,更低廉的价格,也在收入平衡上有一个分配的调节。这个就是WTO所带来的一个好处。我希望这种情况是按照这个方向这个意愿下发生的。但是这个并不说明我不热爱中国企业,我希望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真正的成长起来,而不是说靠自己的垄断这种地位成长起来,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只有竞争才能导致真正公平的结局。
主持人魏喆:目前四大电信企业,服务相比以前虽然好一些,但是感觉没有新的竞争者的引入,对他们的经营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电信企业霸王条款很多,消费者觉得其服务并未因入世而有明显的改善。或者说,较银行、保险等行业相比,服务改善很差。
程大为:是,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希望进一步的开放,能够摆脱这种局面。而且从国内行业四大家来看,也是保护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国外竞争的能力了。可能差的是意识,国际化的意识,精心的市场战略对消费者真正的承诺和耐心,实际上不是靠政策能给的这种能力,而是靠自己本身经营的能力,我说的开放能够促进这些能力的成长。
适应西方的战略行为,熟悉复杂的技术标准体系
主持人魏喆: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变化的问题,加入WTO对于中国最大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关税的降低,而是经济制度的被迫改变,企业将加入国际竞争,遵守国际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会计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政策甚至法律制度都会发生变迁,企业应当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加速自身的制度变迁以适应外界的变化?
程大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其实加入WTO,单纯讨论关税已经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关税是不短期内不能改变的我要玩游戏,我不能动弹,承诺降到9%,就是9%,我在一个死的东西上下工夫没有意思了,西方对我们玩游戏的方法已经不是重点在关税上,而是用非关税的一些手段,比如制度上的一些手段,比如SPS,就是卫生检疫、技术壁垒、TBT这些手段,这些手段它好像披着科学的外衣,比如阻止中国打火机的出口,会说中国打火机没有保护孩子的接口,我就要求你做到这种技术的提升。他会用技术壁垒来限制中国企业。这就给中国企业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你要意识到如何适应西方的战略行为,一些复杂的技术标准体系,比如打火机的安全阀,儿童保护安全阀,这是标准体系。你还要面临的是制度体系,比如你去巴西,巴西会有一个中国企业,你能够独资还是合作,你是开办事处行不行这样一个政策限制,还包括人脉关系的限制,比如我去华盛顿,他们就跟我谈,中国现在贸易争端跟美国越来越多,当年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争端越来越多,现在美日基本没有了,为什么?到华盛顿就知道了,在华盛顿的美国核心圈子里,日本人能深入进去,能够成为美国人的朋友,美国人对它举起屠刀的时候,他早就有了感觉,中国人不一样,比如你刚刚说的案件,欧盟人对我们企业反倾销了,到了最后三天我们才能知道,他已经对我下手了。我们隔的多远,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人脉关系都没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限制我们成长的。这就说中国企业在下一个五年中,我觉得要克服的主要是这些东西,比如我在华盛顿有几个朋友,有没有人脉,我在欧洲我要出口我的产品,我知道它的技术指标体系是什么,而且未来怎么改,发展趋势是什么。比如制度上我们要知道,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WTO规则里面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企业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企业如何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企业,不是在于你的制造能力有多强,而是在于你的思维,你的眼界有多远,这是我要说的问题。因为要制造什么都能制造什么。但是下一步,如果这种强大的制造能力跟不上一个强大的眼界,一个全球的视角,一个对政策,对这种事件的把握的能力,我觉得还是始终你还会处在低价空间,所以我希望下一个五年是一个真正的另一个五年,有一个真正的全球的竞争者,规则上的能力很强的竞争者。
主持人魏喆:在下一个五年当中,我们的企业应该在制度上,企业内部的管理方面,应该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否则的话,我们和国际玩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肯定还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程大为:咱们都不提小的公司,比如中国有的企业,它的产品也有专利了,也做的很精细了,在中国市场很大,想走到国际非常茫然,不知道什么渠道来走,所以找一个代理商然后打开国际市场,这是最普遍的,或者参加国际博览会,说明中国企业还没有完全国际化,还有就是包括典型的我说大企业,包括华为,或者跟华为同样级别的一些大企业,他们走出国际化的时候,比如在2000年七十国际化的步伐都是在90年代末大规模的出去,电信制造商开始渗透国际,当时他们怎么渗透的?就是派一组小分队,到哪个市场,跟中国大使馆联系,然后去开拓。就这样的一个渗透过程,你看不到企业的内部管理程序在里面,你看不到管理的思想在里面,实际上就是派一个人开拓了,拿下这个山头,这样就存在资本外流的问题。高多人拿下这个山头,就成了自己的山头,反而不给他的公司有所交待,资本外流,人才外流,市场外流。还有就是你说的问题,如果加入到国际环境中,中国企业就面临在国际化的竞争情况下,如何改造自己内部的体系。比如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公司,渗透到一个山头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会把整套管理理念放进来,而不是派一个小分队,这是中国大企业和国际化大企业的差距所在。回顾五周年,好象变成了回顾五周年的差距了,不好意思。
中国的企业进入到“积极的十字路口”
主持人魏喆:没有关系。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外资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国内企业一直生活在剧烈变化的制度环境之中,一直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外界的变化,相对幼稚的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和国外企业的最大差距可能就在于管理能力的差异。但是管理能力的提高似乎并不是找一个管理咨询公司或者全面引进一套6sigma管理方案就能够解决的。照搬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并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国内企业如何在管理方面进行适合国情,适合国内制度状况的创新呢?
程大为:我觉得是这样,大家看到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中国式的管理的争论,包括国学的兴起,最喜欢学国学的,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学国学最多的实际上是企业老总,这反映出什么现象?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变成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我知道在入世五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一番,有些企业它的国际化速度翻了十番,二十番,觉得的道突然敞开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到了一定阶段要有一个反思,我是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还是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你提的问题,也是一个什么点呢?我把它叫做中国企业进入到积极十字路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发展很好了,突然发现可持续能力差一点,科学管理能力还差一点,国际化视角还差一点,我该怎么办?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根本不想企业文化管理,就想着挣钱挣钱再挣钱,现在这个十字路口进来了,就是怎样选择的问题了。能不能创造出一个中国式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企业在这个积极的十字路口来做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过了,从媒体的角度看我觉得有一点过了,太过于中国的方式是纯粹的中国方式,国学引进来,中国式管理。我觉得这个就没有接受西方的精华,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是如何中西贯通的。
网友:今天的消息石油巨头要求天然气涨价,现在国内油企越来越难以承受倒挂带来的压力,入世了,石油石化应如何适应。
程大为:我作为消费者来说,我没有跟两个石油巨头有直接接触,也没有关心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中国的油价其实已经很高了,我觉得起码都已经接轨了,我作为消费者我不主张再次提价,而且我觉得中国石油等等它们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天然独到的资源,也不应该再索取更多的政策优惠了。
主持人魏喆:的确是这样,前一段时间,我们每次报石油新闻的时候,都有很多网友说,为什么国际一涨价,我们就涨价,国际跌我们却不跌呢?
网友:2005年后,中国将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服务,取消再保险的强制分保规定,降低对外资经纪公司的总资产要求,允许设立独资的保险经纪公司。像中美大都会、友邦保险这些企业已经积极的在中国开展业务。这对于国内的保险企业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程大为:这个人很专业,提到了整个的开放进程。保险业的开放2005年才开放到生命险,团体险,大家想想这些是2001年加入WTO,我们给保险业一个过渡期保护期了,现在这个保护期内中国保险业成长起来了没有?这是我要反问中国的保险公司问题,中国的保险企业成长起来了没有?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是成长起来了,比如说原先友邦1992年进入上海的时候,它是做门对门的服务,比如它会敲门问你买不买我的个人险,这种方法现在中国的各个保险公司都开始做了,保险代理人去与每个消费者去攻,中国保险公司实际上是很有本土的优势的,从92年友邦初次进入,到2005年十几年,你说十几年你还没有成长起来,我觉得也是你应该反思的问题了。在这十几年我看到的是中国保险业的一个成长期,巨大的成长期,基本上速度我觉得是超过30%,包括利润份额的崛起也是30%以上的利润率,这十几年,我觉得是给够了一个学习国外技术,就是门对门的销售方式,包括市场的占有,包括设计出中国特色的产品品种,在美国没有什么反馈,什么大病,现在中国的保险产品我都眼花缭乱的。我觉得05年以后的竞争要欢迎这种竞争,欢迎这种竞争之后,要以业务模式创新和对客户的服务态度来整个保持或者是征得自己的市场份额,这是我对他们的寄予,竞争就是要真正的竞争者之间竞争,因为你比友邦更熟悉中国人的品位,你就知道中国人买保险的时候,总是要有回报,你就可以设计出更好的适合中国人的保险,应该在竞争理念和技巧上提升。
主持人魏喆:我觉得保险方面,让老百姓放心,还需要重视保险资金的运用问题。保险资金如何保值增值。保险公司在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上,在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上,如果能使消费者放心就能争取到更多的消费者。获得更大的市场。
程大为:保险公司本身破产了,有许多营运支付的问题,保险公司拿了我们这么多钱,保险公司叫苦不对的,实际上是利润丰厚的部门,这笔钱能不能得到钱以后返回给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这个要看中国政府去通过各种渠道给保险外部环境进一步扩大。
主持人魏喆:这一点做好了,也会促进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当我国引入WTO规则后,大型企业不得不直接面对在规模、技术、资金和管理技能等方面都具有巨大优势的国外巨型跨国公司的竞争,这种竞争压力和严峻挑战至少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对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份额的直接争夺;另一方面则是跨国公司通过资本经营手段,直接并购我国的大型企业.面对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直接争夺, 我国大型企业应该如何制定竞争战略?
程大为:如果回到WTO的轨迹上来,规则能不能阻止这种变革,还是能够阻止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使用规则这个宝剑去阻止这样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咱们现在是反着举例子,看人家怎么做的。比如联想去开始要并购IBM的PC部分的时候,受到的阻碍实际上是有的,刚开始是美国商务部的审核,审查了通过资本的角度,通过你经营的角度,看你有没有能力去运作去并购我的IBM的PC。美国商务部的审查,因为从资金和技术上找不出麻烦来,你联想可以做了。美国人最后还有一道关,有中美贸易的事务委员会,会从政治上说一些事情,比如你影响国家安全了,通过国会的体系或者事务的体系来炒作来阻拦这个事情。比如有国会关口,有政治舆论这些关口等等,既然使联想吃了IBM的PC,也是精疲力尽,吃能吃多少?可能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是要总体开放,但是总体开放过程中,如何设置层层障碍,我们还没有玩这个游戏,这个就是我觉得政府企业都要学会,包括媒体。比如你要吃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学会多种渠道,多种关口去难为它,去限制它,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学会做的一件事情,包括政府和媒体的配合,政府和企业的配合,政府和政治势力的配合。让它们觉得不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也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我是捧着摆好的宴会来请你进,现在玩游戏要更强硬更技巧。
主持人魏喆:现在国内正一点点改进,比如前一段时间,外资并购讨论很热烈的,凯雷并购徐工的案例受到舆论关注很大,全国各大媒体持续跟踪报道,最后商务部对这起并购也亲自调查,出台相应的政策。
程大为:这个就是我说的几个方面。所以媒体是很关键的,联想并购IBM的时候,我在欧洲,当时是开会在几个国家转,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各个欧洲电视台,走到法国法国放,走到意大利意大利放,放什么呢?头条新闻就是中国的企业要并购IBM了,这就引起了欧洲的民族情绪,对中国的恐慌,我们为什么不做类似的事情呢?我觉得美国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
网友:国际金融、保险业巨头往往实行混业经营,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全面服务。而国内企业由于政策的原因至少目前还必需进行金融、保险、证券的分业经营。这使得原本就力量较为薄弱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更为不利。国内金融、保险、证券业应当如何制定合适的战略来适应进入“WTO后过渡期”的需要,怎样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程大为:国际上的混合业分业经营,也是不定论的。你看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它也有从同业,然后到拆开,然后再混,然后再放到一起,有这样的过程,可能西方也有混业的,也有放在一起做的,也有拆开,也有分业经营,也有混业经营,我们的确是受到政策的一个限制,还是基本上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做保险股票给我们消费者理财提供一个不便利的情况,这种情况,我觉得我没有研究金融这一块,我觉得也比较适合消费者现有的对现有的一个档次和刚进入个人理财的一个能力档次。对于我们已经看到了混业的一些迹象,比如银行在卖保险,保险公司也在做一些是设计保险品种的时候也有储蓄功能,以及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从产品本身的设计入手上,能够做到不管政策怎样,实际上我做到混,我做到混业这样的尝试,这些产品的设计上,适合消费者现有的支付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先做起来,然后再考虑。至少三块做了优质以后,然后再混。我觉得政策可许的空间先做起来,尤其产品的设计上先做起来,然后拉动消费者对这几块的认识,比如投资理财的认识等等,我觉得得有这样一个成长期,现在处于这个时期。
网友:加入WTO离不开国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对货币风险,您觉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应该做哪些去应对货币风险。企业应怎样做?
程大为:中国的企业利润率很低,基本上如果汇率发生变化,比如去年汇率人民币升值5.2%,中国企业利润率是5%,这个影响力很大,几乎没有可赚钱的空间了。这个的确是很现实的问题。可不可以采用你企业支款方式使用何种货币,不用人民币,用其他货币来支付,也可以做一些外汇理财储备项目,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操作你的支付方式,操作你的理财方式,规避一下外汇的这种风险。基本上中国的汇率会有一个大致预期,比如会有一个增长,然后会增长一段时期才会降2%。这个期间我们要做一些公司内部的这种外汇储备的这种品种上的一种调剂,调剂支付方式,储备方式。做一些你自己的小的方面的东西。
拓展中国企业多种多样走出去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眼界和知识水平
主持人魏喆:WTO不仅打开了国门,也为国内企业开通了一条通向国际市场的可能出路。但是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有太多的坎坷。OEM企业完全看外资的脸色来获取微薄的利润,自有品牌企业国际营销费用高昂难以负担,杂牌企业靠低价格获得的市场随时可能因为汇率变化、贸易壁垒等而关门,企业如何适应开放后的全球大市场,如何走出国门?
程大为:这个问题都讨论了一些,现在走出国门的方式是有很多种,比如传统的通过OEM,然后做贸易,刚刚说的这几种方式都是做贸易的方式。还没有提到企业直接投资的方式。比如说中国的企业,比如彩电,你是反倾销,我到马来西亚投资,变成马来西亚的制造。这样我就能规避一些反倾销的措施。走出去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刚才几个都是从做贸易,这样的方式,你也可以直接以投资的方式,你可以吸收部分的技术转让的方式也是可以的。我就希望中国的企业第一拓展多种多样的走出去的方式,这是第一个总的希望。第二个多种多样的走出去方式过程中,你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都会遇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人脉的缺乏,政策的壁垒,法律的知识的不懂,技术体系的不了解等等这些困难,这个就需要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眼界和知识水平,需要做到更软性的东西,不是我扛着大包有足够的大包就能走出去,你走出去是要把所有的制度关口闯过去,人际关口闯过去,我希望设计你走出去的路线当中的同时要增强这方面的学习,还是一句话,中国企业要学会市场战略的同时,投资战略的同时等等,要把企业规则战略当做常规战略去用。
主持人魏喆:谢谢程老师!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快结束了,请程老师对我们的搜狐网友说几句话,也对搜狐的财经的WTO系列策划提一些建议。
程大为:搜狐的网友,财经的网友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比较高端的网友,他们真正关注一些问题,从刚才的问题上看,从刚刚的留言来看,我觉得不是在关心低层次方面的问题,真的是切实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和自己本身的经济利益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中国需要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希望我们的网友形成小的社区,跟我们互动,也继续和搜狐财经频道互动,我们保持良好的交流的关系,这次策划好就好在哪一点,中国人愿意一窝蜂而上,比如五年前,我坐飞机都坐不过来,因为那个时候太热了,四年的时候,我就坐飞机次数减少了,我就说一个问题,实际上WTO不是一个点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太跟风式的作,五年的回顾,实际上我们今天总结的是问题,我就觉得以后把WTO作为一个常规的框架,五年回顾的好处,是我们意识到WTO它永远是一个问题。但是也不必要那么钻的就去纪念它,去怎样它,大家要把这个问题不要一会儿热一会儿又膨胀了,一会儿又冷了,就是常规的态度,然后以一个持续的态度去对待它。
主持人魏喆:谢谢程老师,谢谢各位网友,我们的聊天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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