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参加欧洲央行举办的第四届“全球央行论坛”时表示，中国央行“正考虑采取多种手段来分散外汇储备”。据相关报道，美元汇率的应声下跌，相对欧元，美元的汇率为1：1.2860，跌去了1.1％，美元处于3个月来的最低点。当然，另外一种说法是，该言论并不是导致美元下跌的主因，而是因为有800亿被其他国家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将在11月15日到期，美国人担心兑付国债之后，这些钱就不再以美元的形态出现（即抛售美元资产）。

　　美国万亿的逆差和中国万亿的外汇储备构成了世界最脆弱的平衡，平衡的两端是大相径庭的抱怨。美国人会说人民币低估造成了被动的债务局面，而中国人则说美国印刷美元太多刻意制造世界性的通胀。不过，美国人似乎对未来即将到来的美元“贬值潮”乐观其成。而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人重新执掌了参众两院，而挤进两院的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向美国劳工频献承诺的大话主义风格。可预见的是，他们必会在汇率问题上拼命向中国施压。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万亿外汇储备导致的基础货币猛增进而带来一种持久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了。中国万亿美元外汇中大约1/3是买了美国国债，享受的收益在4.25%到5.25%之间。周小川已经表示不会抛售美国国债，但外界猜测中国央行可能会提高对美国公司债和抵押支持债券的购买。“正考虑采取多种手段来分散储备”，这意味着1/3的比例持债可能是央行认可的较优的结构比例，这个比例将会保持很长时间。

　　那么，在另外2/3的美元储备上，我们除了继续推进“藏汇于民”外，主流的意见是将很大的一部分外汇变成欧元，或者购买石油和黄金，以及购买一些资源型企业或者美国的技术型公司。石油和黄金的确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方案之一，不过，在民主党掌握参众两院后，购买企业则可能会变得愈发艰难，可以预见，这种中国并购的审查将变得更加严厉。在转换的币种选择上，除了欧元以外，澳元和加拿大元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两种货币都是自由兑换的。而且澳洲和加拿大都有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品，而且它们的经济表现良好且和中国的经济融合度在不断加深，其货币处于不断走强之中。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将币种转换放在欧元日元等G3型通用货币上，我们应该发现一些更具价值经济体里的货币能量，来打造我们外汇储备的新眼光。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央行用人民币从获汇企业那里买来的，是一笔对外的资产，承担着的是人民币负债。所以，它并不应该在国内使用，例如发放外汇给一些高负债的金融机构使用，否则它会变成一种连续性的基础货币投放行为。

　　实际上，央行也应该承当外汇的保值增值功能，而不是成为一个被动的收纳。这跟购买资源品战略是截然不同的——央行（或者委托其他机构）也应该承担购买投资品的功能。例如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购买上，财政部可以考虑用财政资金（人民币）向央行购汇，再通过相应的石油企业，获得国外石油。央行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新的海外投资机构（或者扩大汇金公司的职能），让其运作适量的外汇，进行对海外金融品的投资。

　　一个建议是，这个新的投资机构应该将适度的外汇委托给国外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这看上去似乎很大胆，尤其在航油期货和铜期货交易惨败之后，一种“惹不起躲得起”、接受既定的运作体系的谨慎主义愈加浓厚。实际上，这些基金一直都有很稳定优异的表现，回报率均在12％以上（今年对冲基金收益率偏淡）。明年对于亚洲来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都将会有汇率坚挺、信贷宽松、经济过热的表现，它们将会成为热钱（基金）追逐的关键地段，而且他们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远大过中国。如果运作得当，就像这几年热钱分享中国的“通胀收益”（例如股权投资收益以及房地产买卖的收益），中国的外储也应该适当分享这一亚洲的“过热收益”。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