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世界银行公布了中国120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评价报告，杭州市荣膺榜首。这次调查的范围涵盖了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被调查的企业达到12400余个，从调查内容来看，评价指标涵括城市的政务环境与商务环境，比如政务环境包括企业税负、政府管理等方面，商务环境包括通关时间等方面。

　　联系日前公布的《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结果，不难看出，浙江省资本自由度之所以高居全国之首，与投资环境良好密切相关。

　　一个城市如何优化投资环境，使企业拥有较高资本自由度呢？正如有专家指出的，政府不透明和不稳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预越少，企业自由度就越大。政府管得越少，企业越具有生命力，这个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已为许多人所熟谙。

　　然而如果将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运用于市场领域，上述状态更像是一种“消极自由”———更强调企业免于外部强制与干涉的自主权。而在现阶段的中国，企业还应追求一种“积极自由”，但这种积极的自由并不简单指企业“去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提升到整个制度空间来看问题，即以制度的力量来维护和扩大企业的自由，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国家与政府的作用。

　　企业“积极自由”的来源，一方面体现在政府努力为企业营造自由发展的环境和空间，包括加强政府自我监督，减少政府审批环节，降低企业商务成本，以及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等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进一步完善制度监管的各项法规，规范企业行为，使之不侵害市场正常交易。在当前阶段，尽快制定出台物权法、反垄断法等法规的重要性即在于此。如此，企业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

　　也就是说，企业需要有消极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市场领域只能做一名“看客”。政府对企业具体运作的干预要少，但市场监管的力度要大：一只手抓自我监管，遏制难免陷于冲动的“干预之手”；另一只手加强市场监管的力度，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及市场的良性发展，使企业在法治空间下自由地交易。

　　以此来看，“消极自由”更像是企业应然的状态，是市场社会中企业的“自然权利”，企业“消极自由”无法得到保障的话，其投资环境必定不好，资本自由度也势必不高；而“积极自由”则是政府作用的一种体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如果企业行为缺乏“积极自由”的话，其市场化程度必然不高，市场活力也相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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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