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告别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思想，仍然像从未有过足迹的雪山之巅，如此纯净地存在着，他使得我们理解，思想的力量如此强大，深深根植在每个人的心中。

　　一个人一生有无限的诱惑和可能。米尔顿解释他选择经济学研究的理由时说，193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的最低谷，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者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这种使命感使得米尔顿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极其浩繁，并且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似乎赋予了经济学家不可质疑的权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人们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可以与经济学沾上边，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诸多问题的见解，甚至相信经济学家能提出很好的治理国家的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容易自以为是，自以为全知全能。米尔顿对此持有警惕，并且在此后将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将精力集中于向大众撒播自由和理性。

　　米尔顿对学术的贡献集中在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方面，不过在货币理论方面，米尔顿的贡献更辉煌，经济学发展至今，对货币理论进行的各种挑战始终没有停止，但却始终没有动摇弗里德曼货币理论的根基。1950年代，正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全球固定汇率制大行其道的时候，但米尔顿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厦将倾。米尔顿的智慧让他从容等待了将近20年才见证了旧时代的终结，和自己创立的浮动汇率制的胜利。

　　和象牙塔学者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对民众深切的爱，使他不以高高在上的精英自诩，而是以散播自由理念为己任。因此他乐意在财经读物上、在电视上，向公众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内心。

　　早在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出版，这本书是米尔顿的妻子对他多年来各种讲演的修订和出版，米尔顿在当时社会的狂热气氛中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甚至连演讲都总是在充满敌意的气氛中进行，该书最初印行时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但他却从未产生媚众的摇摆。1966年，《新闻周刊》约请米尔顿担任专栏作家，这样的专栏一直延续到1984年才停止，米尔顿从未后悔将时间花费在专栏写作上，他说，“写专栏文章要求我紧跟最新的大众话题，专栏文章让我能够在现实的事务中发挥作用，这是任何其它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1980年，弗里德曼夫妇制作的名为《自由选择》的十集电视短片终于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家开始陆续播放，节目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弗里德曼夫妇的同名著作终于出版了，当时在美国的销售就超过了100万册。这本书被翻译成17种文字，相信读者不下千万。比照一下中国国内参差不齐的经济学家吧！有多少学者愿意低下身段，不厌其烦地亲身制作电视短片传播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呢？

　　弗里德曼一生先后三次来到中国，这被他称为“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第一次中国之行成于1980年9月2日，中方邀请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钱俊瑞先生。第二次中国之行成于1988年9月10日，中方邀请者是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关于在上海的演讲，米尔顿特别提到，厦门大学的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学生，用尽了自己全部的100元积蓄，从厦门赶到上海听米尔顿的演讲，并说明自己正在试图翻译他的著作，米尔顿感慨说：“这种具有进取心和勇气的年轻人是中国的希望。”第三次中国之行成于1993年10月19日，当时高尚全先生冒险通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米尔顿，并安排其与高层见面。

　　今天的中国学子，还有1988年厦门大学那位女子一样的勇气和理想吗？

　　今天的中国公众，甚至我自己，会有机会在公众电视台看到米尔顿十集电视短片《自由选择》的播出吗？我的余生中有这样的机会吗？

　　米尔顿在全书结束时说，“在思想方面，我们是胜利者；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政府没有治疗疾病的灵丹妙药。”今天的中国，仍有人幻想着将自己的一生盲目托付给政府或某些圣贤吗？思想能冲破牢笼吗？自由的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了吗？我们所处的是幸运和不幸的交错点吗？

　　米尔顿曾经预言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对这一进步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再次中止改革。”在中国，现在各种质疑改革否定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改革是万恶之源，而集权和计划才是福音。我用内心祈祷，希望弗里德曼对中国的预言能落空，而能让其预言落空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追寻米尔顿一个世纪以来追寻的思想精髓。这样，我们就能在他预言落空的同时，更加对这位伟人的思想魅力深深脱帽致敬———他，一位小个子的美国犹太人，永远伫立在我们无法企及的、纯净的雪山之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