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来了”的呼声渐渐消失在漫长的时空中。

　　入世前夕，国内各个行业都在紧张盘算着未来的命运。有人惶恐，有人欣喜，而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将会受到巨大冲击。

　　“当时的预计是，入世将影响900万农民的就业，以及1000万吨～2000万吨的粮食产量。”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回忆。

　　回首过去五年，国内农产品贸易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博士表示，中国入世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当初的预言并没有变为现实”。

　　但他同时强调，农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引起的高度关注。

　　破碎的预言

　　五年前的预测具有自圆其说的逻辑力量。人们普遍相信，当农产品的关税大幅降低后，国际低价粮食就会蜂拥而入。当时国内粮食价格略高于国际市场，而品质却难以匹敌。于是，卖粮难加剧，国内粮价下跌，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

　　事后证明，这个逻辑被现实无情地瓦解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崔晓黎认为，中国入世对农业来说“利大于弊”。有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以及推动国内城市化的进程。

　　当初所担心的影响农民收入问题并没有出现。农民增收的曲线在1997～2000年滑入历史低谷，入世后反而走上了一条上升通道。从2000年2％的涨幅，变成2004年后每年6％以上的增速。

　　最初的梦魇还包括粮食减产。“但我们农产品的增产这几年是前所未有的。”程国强称，“好在这几年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的新亮点”，从而化解了上游供给过剩的压力。

　　“事实上，我们的粮食在2003年以前一个劲儿地出口。”崔晓黎介绍，当时每年粮食出口都在1000万吨以上，谷物贸易入世后连续三年保持顺差，直至2004年才转为逆差。“而在2005年我们的粮食又开始出口了”，不仅包括之前玉米，甚至连小麦以及大米都开始出口。

　　2004年是个转折点，中国农产品贸易从前一年顺差25亿美元转为逆差46.4亿美元。但在崔晓黎看来，这并非真正的市场拐点，“主要是决策层的战略考虑”。

　　2003年国内出现一个声音，认为“中国近一两年将出现粮食的全局性短缺”。由于粮食安全事关重大，于是，次年谷物类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当年国内退耕还林指标也从5000万亩削减到1000万亩。

　　五年前的预言之所以没有“一语成谶”，崔晓黎分析，主要是因为加上检验检疫以及运输的费用，目前国外农产品进入中国后价格上的优势不明显。“现有的进口也主要是品种调剂性的，没有出现所谓短缺而出现的净进口。”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在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上采取了结构性策略。2001年，中国承诺将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入世前的21.2％，削减到过渡期结束时的17％。

　　尽管农业的平均关税降得比较快，但只是蔬菜、水果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关税比较低，而对真正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则实行了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制度。

　　程国强预测说，即使世贸重启多哈回合的谈判，中国在农产品问题上仍会采取这种结构性策略。

　　第三个原因，是学者们建立在理论模型上的预测偏离了实际。人们只想到国外低价农产品会涌入中国市场，却没有预计到中国的农业结构也因此而扭转。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大的粮食产区。比如新疆的棉花，中原地区的小麦，东北的水稻和玉米以及江南稻产区。“集中之后就有了规模效应，成本也就下来了。”崔晓黎说。

　　至于农民就业问题，由于进城务工的渠道逐渐畅通，五年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了城市。

　　程国强强调，农业这五年的平稳表现得益于政府的应对得当。因为早就预计到农业在入世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央政府从2003年开始，就把农业农村工作“重中之重”，尤其是2004～2006三年连续出台三个与“三农”直接相关的“一号文件”。

　　程国强称，“加入世贸以来，中央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一直是在加强的，并且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农业政策体系。”

　　逆差会是常态吗？

　　入世后，外国农产品蜂拥而入的场面没有出现，但它们正以平稳的节奏进入中国。

　　程国强表示，在农业大局向好这一基本判断前提之下，仍有一些现象和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计算，到了2004年，中国“入世”承诺减让表中农产品部分所包含的977种产品的算术平均关税，实际上已经降低到了15％，而当年农产品进口的实际平均关税甚至不到8％。

　　在关税减让的背后，是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加。程国强分析，入世五年来，中国农产品出口年均递增14％；而农产品进口年增长率为25％。尤其是2004年比2003年进口额增加了100亿美元。

　　程国强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含义深刻”，原先以为达到如此高的进口增量可能需要7～10年。特别是大豆的进口从1997年的626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2659万吨，进口量超过了国内产量的62.6％，是中国目前进口最多的农产品。

　　在程国强看来，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加，除了因为受贸易自由化影响而实施的关税减让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到了需要增加农产品进口的阶段。“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产品出口较快，为国家赚取外汇，而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则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就会出现巨额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国和地区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中国由于受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制约，不得不增加资源性和原料性农产品的进口。程国强称，这从中国所进口的农产品结构中就可以看出来。2005年，资源性农产品进口多达180多亿美元，占全部农产品进口的63％，主要包括大豆、棉花等产品。

　　而这又可归结于确保中国农业战略底线的需要。“中国农业的战略底线就是确保粮食安全。”程国强说，为了留出足够多的土地耕种粮食，只有减少土地密集型的原料性作物的种植。他以大豆为例，如果目前进口的大豆完全由国内生产，需要占用耕地2.34亿亩，相当于再增加四个黑龙江的大豆耕种面积。

　　因此，程国强认为，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或许会是一种常态。

　　不过崔晓黎对此有不同看法，“逆差不会是常态”。理由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比如蔬菜、水果、养殖等。只要这些产业尽快调整生产工艺，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在国际市场上就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不能失去的新增长点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对中国农业来说，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

　　在程国强看来，外资农业企业在中国农产品加工环节的攻城略地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程国强曾对大豆加工领域进行过深入调查。

　　目前，外资占到全国大豆日加工能力总量的三分之一，全部正常经营且有持续扩张之势；民营企业的加工能力占三分之一弱，但有相当一部分产能停产并挂牌出售；国有企业加工能力占三分之一略强，但包括花生、菜籽、棉籽等在内，实际的大豆加工能力还不足五分之一。

　　从年加工能力计算，外资企业产能已经占到全国有效加工能力的65％～70％，还控制了80％～90％的进口供应，垄断之势若隐若现。

　　由于国际农产品贸易大部分已经被跨国公司控制，“目前只有农产品的加工环节没有被跨国公司控制住，这也是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的亮点”。程国强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行动表明，它们正试图把控制力从产业链的上游向下游延伸。

　　而这块领域正是中国农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与其他农业大国相比，中国农业的劣势在于上游生产环节，受制于土地资源的匮乏，耕作效率低下；优势则在下游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环节。

　　跨国企业在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渗透，显然会对国内厂商造成挤压。程国强警告说，跨国企业的这一举动相当危险，它们正试图完成从原料供应到加工环节的供应链控制，如此一来可能会导致国内企业和农民错失经济增长的机会，不利于促进解决农村就业、农民增收。

　　可能会面临新的冲击的，还有化肥的分销行业。今年12月11日，化肥分销业务对外资开放。“但从农民的角度看，打破化肥流通的渠道的垄断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崔晓黎分析，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模式，与国外大规模农业生产模式相比，迟早有一天会丧失成本优势。目前中国农业单位面积的化肥、能源消耗量已经超过国外，粮食生产每年还有12％的损耗。之所以现在很多农产品成本上略有优势，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

　　这正是程国强主张的中国农业不能逆转的两个基本趋势之一。“中国传统小规模农业的成本越来越高，竞争力提高则相对较慢、难度较大，无法与国外现代化农业竞争。”

　　另外一个基本趋势是，发达国家对农业高补贴、高保护所形成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程国强提出政府应该在四个方面加强应对。

　　首先要接受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参与农产品多边和双边谈判，推动相对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的建立。在全球粮食贸易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瓜分殆尽的形势下，要防止下游的加工行业被跨国公司垄断，避免农业的彻底边缘化。

　　其次要创新机制和体制。外资近年来在大豆加工领域的密集布点与地方政府的GDP崇拜有关。大豆加工产业在国家投资产业目录里面属于乙类限制项目，但很多项目“改头换面”后还是能够上马。“我们必须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有效、必须令行禁止。”

　　此外，还必须着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科技支撑能力，尽快发育发展农业行业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