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一年，都有激动人心的大事。以前，事关国家利益的多；今年，事关公众利益的多。医改、房价、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治理……决策层的工作目标与百姓诉求，从没像现在这样高度吻合。

　　转型中的国家，改革已进深水区。“包袱”甩了20多年，企业与政府的福利负担确实减轻了，但很多普通人发现，自己的生活，也滑向了贫困的边缘。现有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保障这把大伞，罩不到他们的头顶；有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甚至可能将伞骨甩出的雨水也溅到他们身上。

　　有数字显示，我国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水平，相对于GDP增长比例，总体呈现出单边下降趋势。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让这些普通人重新燃起了希望。有关社会福利的各项改革，也进入重新设计程序。人们不仅想解决基本居住、就医、养老等生存问题，还对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仍在艰难爬坡，忠实记录始终是我们的责任。

　　什么医卫体制能治中国人的病

　　本报记者 董伟

　　12月11日，卫生部召开本年度最后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有些“动情”。他说，2006年，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医疗卫生事业，都是重要的一年，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压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的确如他所言。2006年，中国的医疗卫生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人们不断地看到新的事件出现，也不断地听到新的声音。整个领域在奔流激荡中穿行，并且牵动着上上下下的神经。在年终的排行榜上，“看病难、看病贵”赫然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首。

　　在经过2005年的大批判之后，老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旧有的道路延续，他们希望医疗卫生能有个新的面目、新的气象。至于什么面目、什么气象，却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就像那些哀鸣的动物，人们只深切地感到它的痛苦，却没有能力了解痛苦的根源和解除痛苦的办法。于是，2006年，知识界的精英和决策层都一再的被聚焦在镁光灯下说医改，说平价医院，说医患关系。

　　毛群安，作为卫生部的发言人，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上。只是在那风浪的下面，却是老百姓谈病色变和对来年无望的期盼。

　　1月10日，卫生部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准时召开。各路记者早早地挤满了不大的会场。毛群安有些紧张也有些担心。他说，感谢大家的“捧场”，也希望大家能提“很多很好的问题”。记者们应该没有令他失望，因为老百姓的疑问实在太多了。

　　在之前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提出，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各地应该建立一批平价医院或者平价病房。然而，他并没有说清楚平价医院怎么个平价法，也没有说清楚平价医院怎么个建法，更没有说清楚平价医院是不是未来医改的方向。于是，几家媒体不约而同地将提问的重点放到了平价医院。

　　毛群安给出了一些回答，但是给记者们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现在看来，在年初的时候，即便是主管部门也没有搞清楚该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平价医院只是情急之下抛出来的止疼片而已。果然，不久后，卫生部也悄悄改了口，将平价医院的“作用”降了下来。

　　本报在调查新疆平价医院时发现，这种模式只能做救助制度的补充，要它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问题，确实有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一位新疆卫生厅官员说，她都不相信平价医院有那样的本事。

　　在平价医院之后，社区卫生被隆重抬了出来。这不是个新鲜词儿。早在10年前，我国就开始推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了。不过，建设的过程非常不顺利，纸面上那些美妙的效果一点也没有在现实中露面。人们得了病，不管大病还是小病，还是往大医院跑，生生把眼前的社区卫生服务给“饿”变了样。

　　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重申要在2010年之前在所有地级以及有条件的县级市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从而使城市居民可以在社区一级享受到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简单地说，就是让民众“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

　　实现这样的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除了数量还远不能达到需求外，社区卫生医疗服务利用率的低下也是一大瓶颈。因为，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中没有守门人制度——即所有医保参保者在非急诊情况下必须在社区型医疗机构首先就诊，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转诊——所以社区医疗机构就难以摆脱医疗水平差、吸引力低的现状。

　　正是鉴于这样的现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昕认为，如果仅仅从医疗供方着手，不改变医疗需方的游戏规则，那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老百姓则继续用他们的脚投票，也继续骂大医院医生收黑钱。

　　今年下半年，卫生部渐渐的拿定了主意。一个名词开始在各大媒体上流转：基本医疗服务制度。和平价医院不同，这是一个系统制度式的概念。它意味着政府不仅仅有责任承担公共卫生，而且有责任承担人们的基本医疗。

　　在12月11日的发布会上，毛群安自问自答，用了大量篇幅解释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并且视之为“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卫生制度”，医疗保险制度、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都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之前，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努力保证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又一次指明“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其他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消费不是患者自主消费，而是医生指导消费。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卫生立法、发展规划、经费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职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不能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再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集体学习国外医疗卫生体制，研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了讲话，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基本医疗服务还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里：“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如果新医改方案确如当下所知，要实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那么留给明年的疑问就是，基本医疗包到底有多大？如果这个医疗包相当瘪，那么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如果这个医疗包比较满，那么我国的财政能否背得起来？

　　老百姓何时成为央企利润受益者

　　本报记者 王尧

　　年轻人的养老金和央企“中国式分红”

　　年轻人将来要领的养老金的一部分，会来自中央企业每年的上缴利润。12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第一次对国内媒体明确了央企的“中国式分红”和老百姓的关系。

　　那天，他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说：“任何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也都难免会生病，所以，社保基金很重要，国资委坚决支持把部分国企的收益转到社保基金。”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说，今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含石油特别收益金）7000亿元后，实现利润预计可以超过7200亿元。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企只需缴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所有。因此目前央企的巨额利润都在企业的账上，归企业花。

　　李荣融曾说：“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这个被媒体称为“中国式分红”的制度，在国资委的术语叫“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此制度，是国资委在2006年着力推进的三大重点工作之一。

　　有的超大型知名国企没有真正的董事会

　　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被国资委一把手李荣融称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在2006年，推进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工作是国资委的重中之重。

　　今年，进行董事会试点企业有19户。熟悉国资委的人知道，在2006年，每家企业召开董事会试点会议时，国资委至少派一名副主任参加，以示重视。

　　建立董事会试点，是希望改变过去实际上的“一把手负责制”，将企业转向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这里有个大背景，到2010年，所有的国有企业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而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距此目标只有7年。

　　在我国很多知名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每年利润超过百亿元。其中，有的没有董事会；有的看上去有，但却不是真正的董事会。

　　李荣融说，原来的（董事会）缺陷是“三会不分”。一把手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又是党委书记，身兼三职甚至是数职；副总经理又是董事会成员，又是党委委员，职责闹不清。

　　“开会都是同一拨人，无论董事会，总经理会，还是党委会。我们清产核资以后，就发现了许多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制衡。一个企业要健康发展，没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不可能的。”李荣融说。

　　本报记者曾问李荣融，在160多家央企当中，目前只有19家有董事会试点，推进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最大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目前董事会的试点进展比较顺利。这是企业要搞好的关键。我的任务是把董事会、董事选派好，总经理由董事会聘用，如果总经理不在状态，董事会就会请他走人。这是用机制管人、制度管人。”

　　国资委领导也是央企的消费者

　　国资委目前监管多少家企业？年头和年尾不一样。2006年开春时是169家，现在变成了159家。国资委内部把此项工作称作“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央企业调整重组”。

　　国务院国资委目前监管着159家国家出资办的企业，“从卖炮弹的到卖松花蛋的，都有”。

　　转型期的中国，哪些行业应该由国有经济控制？12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第一次明确给出了答案：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国有经济要保持“绝对控制力”。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资委文件还确认，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

　　国资委明确，到2010年，要把30至50户中央企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那时候，中央企业数量将减少至80至100家。这意味着，未来3年中，至少将有60户企业会被合并重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说：“从过去几年的势头看，四年以后的2010年，国资委旗下涌现出30至50家类似今天中石化、中石油、国电、中国移动这样的超大型国企，应该是可能达到的。”

　　但是，他同时指出，目前超大型国企集团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直接向全球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也因此没有直接参加与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超大型国企的绝大多数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向本土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其绝大多数的收入和利润来自本土市场。

　　他举例，中国移动的利润都来自中国普通消费者，市场里你供我求连成一片，任何公司的利润都构成用户的成本。竞争不足下创造的高利润，无可避免地会抬升所有买家的成本。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离不开中央企业的服务，无论是卖汽油的中石油或中石化，卖电的国家电网公司或者南方电网，无论是选择中国移动或是中国联通。如果国资委的行动，让我们从中央企业享用到从全球标准来看都是好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国资委自然会得到更多的赞扬和支持。

　　至少从目前看，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今年8月，李荣融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上，脱稿10分钟，给央企老总讲起了善待消费者的道理。他说，自己曾经因为飞机晚点在机场苦等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中，他一再向服务人员询问有关问题却没有得到解释。晾着他的航空公司，正是他监管的央企之一。

　　“我们国资委几位副主任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最长的等了五六个小时。”他点名提醒在座的三大航空公司老总说，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顾客，要将心比心。

　　食品药品监管涉及多少部门

　　本报记者 李松涛

　　“如今吃药安全吗？”“现在什么食物能让人安心食用？”

　　这两个问题，可能是2006年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

　　治死人的药

　　2006年4月22日，广东某医院住院的重症肝炎病人中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之后，出现同样症状并致死亡的病人越来越多。这一事件使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闻名全国——正是该厂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导致了病人病情的加重甚至死亡。这是2006年发生的首次大型药品安全事件。

　　“齐二药事件”的爆发震惊了全国。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治死人的药品却早就通过了GMP认证，是国药准字。

　　齐二药事件余波未平，7月27日，另一个通过GMP认证的药品安全事件再次震动了全国。

　　当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西宁市部分患者在使用安徽华源生物医药公司生产的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俗称“欣弗”）后，出现胸闷、腹泻、过敏性休克等各种严重不良症状。广西、浙江、黑龙江、山东等地药监部门也陆续报告了类似的病例。

　　短短三个月时间，两起药品安全事件爆发，造成数十人死亡。人们很难相信，通过国家相关部门认证的药品，居然能致人死亡。

　　国药准字出现信任危机，GMP不是万能。一时间，舆论的矛头对准了药品监管部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允地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这些药品安全事故的处理还是及时的——很短时间内查清了事故原因、假药的流向，控制住了事故的进一步发展。但让不少人觉得不满的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

　　“药品质量不是监督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药监部门也很委屈。据统计，今年共有十几家药厂的“药品GMP证书”被监管部门收回。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张冀湘认为，这些年，药品管理的总体水平有了提高，企业质量意识也有了明显增强，但监管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在张冀湘看来，今年国家药监局在三个方面加大了治理力度。对新药上市严格把关、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药品注册现场核查工作、加大对医疗器械市场的整顿规范。“也许在普通人看来，我们日常的监管工作并不是新闻，但这些都是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张冀湘说。

　　新药审批与虚高不下的药价

　　据统计，国家发改委至今已经18次调低药价，然而普通人仍然觉得药价高。一些疗效好的药品往往在国家调低药价之后就从市场消失，这是为什么？

　　北京一家著名药房的经理告诉记者，原因主要是药企钻了两个空子。“国家发改委每次的限价目录上会对药品的名称、规格等做出规定，但药企只要在其中的任何一项上进行改动，就可以自主定价”。比如阿奇霉素片，6片装的国家限价21元，药厂将其改为8片装，价格就拉高到了36元。清开灵口服液国家限价13.2元,改成清开灵滴丸价格就高达29.6元。国家发改委对此也毫无办法。

　　“其次就是将药品进行改装，增加并不重要的辅料或者干脆改变规格，就拿去重新进行新药审批。”这样一来，尽管主要成分没有变化，但通过简单的物理变化就摇身一变成了新药。新药审批权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统计显示，2004年国家药监局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年批万种新药”让新药审批变得太过容易。

　　有专家称，我国药企创新能力不足，90％以上都是仿制药。药企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当一种药品价格低到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的时候，就利用目前管理体制上的漏洞将同样的药变成新药，从而自主定价，获取高额利润。

　　今年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等官员就是因为新药审批中出现的问题相继落马。

　　10个部门管不好一张餐桌

　　食品安全同样是今年让人心悸的话题。红心鸭蛋、多宝鱼等食品在今年大出风头。尽管它们曾是很多人喜欢的盘中餐，如今却鲜有人问津。

　　应该说，对食品安全负责任的部门并不少，农业、质监、卫生、工商、商务、药监、出入境检验检疫……多达10个的部门都在严密监控着人们的餐桌，可仍然问题频发。

　　有专家这样对记者分析，当一种食品处在生长阶段的时候，农业部负责；长成一种产品的时候，国家质检总局要对其进行检查；进入市场之后，工商部门要负责；如果出口，商务部又是一道关；而当出现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时候，国家药监局要出面协调各部委进行处理。“这样的分阶段多头管理，最终的结果反而是没人负责”。

　　据了解，食品安全监管一直让国家有关部门很头疼，多部门分阶段管理并不能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为了摆脱这种局面，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出决定，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虽然只是增加了两个字，职能却增加了不少。

　　按照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除将继续行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外，还要负责对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和组织协调，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的查处。

　　然而事情并不简单，在涉及食品安全的众多部委中，只有国家药监局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其余均是正部级的单位。“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药监局怎么组织协调那些正部级的单位？”有人这样疑问。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