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农民缺席粮价上涨利益链

　　粮价上涨后，粮食流通各个环节均有获利，而作为粮食的生产者，农民们并没有得到价格上涨后的回报。

　　主角缺席的粮价上涨利益链

　　粮价价格自11月开始上涨以来，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被认为是粮价上涨的祸首，涉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有报道称，农民能获得粮价上涨总利润中的15%~20%。然而，由于以河南、山东等为主的产粮大省在10月下旬即已完成夏粮收购任务，粮价上涨则发生在11月之后，说农民此后获得回报很牵强。

　　此外，这次粮油价格上涨不只是中储粮的舞台。从小麦变成餐桌上的面粉制成品，其间至少有3个梯队的利益获得者。而每经过一个环节，粮价就上涨一次，从而整体推动了食品价格的上涨。

　　粮食卖早了

　　“俺家今年的麦子6月份就卖了，村子里大部分人的麦子也卖了。”马宜军告诉《新世纪》周刊。马宜军是山东济宁市鱼台县姜庄村村民，马今年从6亩的麦田里收获了3000斤麦子，留下1000斤自己吃，其余全部卖给了来村子收购粮食的小贩。

　　马宜军的麦子卖的价钱是0.65元/斤，而当时国家最低收购价在0.69～0.72元/斤之间。据马宜军介绍，由于马家的粮食达不到国家收购粮食的级别，这几年给国家上缴的粮食都是付的现金，而麦子主要卖给小贩，县城也有很多面粉厂。

　　马宜军说这些话的时候，有点后悔，因为此时村子附近麦子收购价已达0.8元/斤。而村子大多数人的麦子因为卖得早，也没有几个人卖到了这个价钱。不过知道了市场行情后的他这次学聪明了，家里还有稻子，现在不急着卖了。

　　“水稻价钱比麦子更高，刚开始收割的时候，收购价钱才8毛多，现在已经涨到了1块零2分，据说还要涨，村民也都这样说，俺想等价格再涨高点卖。”马说。

　　按照国家今年托市收购小麦的政策，农民每向国家出售1斤小麦，将会得到2.5分的补贴。以一亩地最高出产600斤小麦计算，农民能得到15元的额外收入。不过由于化肥等都在上涨，这些补贴作用不大。

　　中储粮的对与错

　　山东粮食局官员告诉《新世纪》周刊，山东省10月底就完成了夏粮收购业务。河南省粮食局储运处人员也证实，河南省已于10月底结束了夏粮收购。又据河南宛兴粮站经理魏东盛说，他的粮站早在农历6月上旬(阳历7月上旬)就完成了收购任务。

　　再接着，粮价就涨了起来。由于中储粮先是收购了大部分小麦，随后在平抑粮价顺价拍卖中，它又成为卖方主体。中储粮被公认是粮价上涨的获利者。然而，中储粮相关部门人士告诉《新世纪》周刊，他们没有权力去获得这个利益，因为粮价是国家相关部门定的，收入也归国家。

　　“不排除中储粮在涨价中借行政命令谋商业利益的可能性”，一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粮食专家说。这位专家向《新世纪》周刊表示，虽然中国已经实行了粮食市场化改革，但是改革还需要继续跟进，市场化还未完成，国有粮企的腿还是有点太“粗”。

　　2004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后，中国粮食市场化改革随之展开，粮食价格就更加向市场靠拢。但作为守卫中国粮食安全的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2006年收购了40%的夏粮，而在后来的顺价抛售中，由于中储粮控制了粮源，从而刺激了粮食上涨。有专家认为，这是粮改以来的一次倒退。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厉为民说，判断中储粮的做法是否合理，要分开看。如果是企业行为，竞价销售无可厚非；如果是政府行为，这样的做法就值得商榷，因为政府的职责在于粮食安全，而非在粮价上涨中谋取利益。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柏园说，粮食市场化的路子是对的，应该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来让市场形成价格。粮食市场化肯定是将来的格局，并应将大型国有粮企的收入目标和安全目标分开。

　　　获益的中间商们

　　“除了中储粮可能在涨价中获利，凡是涉及到粮食流通的企业，也都从中得到了利益。”一位在北京粮油中央批发市场从事多年买卖的粮商告诉《新世纪》周刊。他说，前段时间，面粉一天几个价格，有时候发现来买面粉的人忽然多了，就知道自己的面粉价格定低了。

　　2006年12月22日，北京新发地粮油中央批发市场内，搬运工正在忙碌地搬运着货物，一些粮油老板坐在店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在中国粮食市场化的今天，因为有利可图，粮食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人交易商。位于北京丰台区新发地的粮油中央批发市场是北京最大的粮油储运市场，不少大型粮油批发商在这里都有自己的门店和仓库，他们经营面粉、大米、食用油、挂面等生意。

　　“那些做食用油的大直销商，前阵子涨价的时候，他们有的一天都能赚十几万呢。”在新发地已做过两年的一位面粉交易商说。

　　一位李姓商人则刚刚从新发地撤去了他的面店投资，他觉得新发地多数的同行赚得也并不容易。每次面粉涨价，以前进低价的多了，就多赚点，低价的卖完了就开始进价格高的面粉，也就少赚点。以前每袋面粉只加5角，现在物价、房价在上涨，面粉不加1元就要赔。

　　而新发地一位资深市场人士说，这几年的面粉市场，小面粉厂也不好经营，粮食价格一变，就会发生兼并破产，如今的交易市场，已是由几家大面粉厂垄断着的。

　　谁来保障农民利益

　　河南省粮食局储运处人员告诉《新世纪》周刊，税费改革之后，所谓“交公粮”的说法就不存在了，粮食市场已经开始走向市场化。而随着进一步改革，他们的任务也变成了监督国有粮库，中储粮收购粮食，并付给他们仓储费。

　　除了中储量收购粮食，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另外一家大型国有粮企。中粮内部人士告诉《新世纪》周刊，今年粮食市场主要还是以中储粮为主，他们现在只负责粮食进出口贸易，属于公司行为。

　　在中储粮、中粮为代表的国有超大型粮企之外，根据2004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在保证国家粮食收购的前提下，粮食收购市场已向私人放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院徐柏园说，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粮食法规，粮食开始自由流通。

　　由此，在粮食市场中也出现了收购粮食的商人、以及国营和私有的面粉厂等。它们构成了粮食交易链中的第二梯队。第二梯队的交易者或者向中储粮、中粮购买粮食，或者通过粮贩和农民直接交易，并开始对粮食进行加工。

　　在粮价上涨成为既定事实之后，由于第二梯队粮企采购粮食成本增加，因此它们的产品价格也随之增加。粮食价格的链式反应也由此凸显，此时的粮食交易完全成为市场化行为。逐利是任何商人的本性，粮价进一步推高。

　　在整个蜿蜒曲折的粮食链条中，当企业以沉默来欢庆这场涨价，消费者从腰包中多掏三五块之时，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已被遗忘到角落。

　　徐柏园曾多次出国考察，他向《新世纪》周刊介绍，国外有专门保护农民利益的团体，比如澳大利亚小麦局是一个大型农民自发组织，相当于专业合作社。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二次分配机制，使得农民种粮抗风险能力增强。徐柏园举例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小麦，通过小麦局的运作，就把一定的利润返给了农户。

　　所以，更让徐柏园担心的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继续降低。“此次粮价上涨，还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而如果因为没有激励，哪天农民都不种粮食了，粮价上涨才可怕。”

　　镜鉴

　　明朝的米涨价了，小说家说，政府应当“静听民情”

　　明朝那点米涨价的事

　　-李子

　　国内一些地方的粮油价格近来出现上涨，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现象，于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抛售储备粮，也就是增加市场供应量，这无疑是正确的应对措施。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有关部门对市场与价格的规律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不再动辄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了。 政府已经意识到，即使想在市场中有所行动，最好的办法也是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交易者之一的角色行事，而不是试图压制交易、人为控制市场。

　　当然，现在最好还是暂时不要断言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打算。毕竟，粮油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大。假如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时， 是否会出现如限价令那样的反市场措施，这还是一件有待观察的事情。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在必要时推出价格限令，这依然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民间舆论。在许多人看来，假如一切正常，市场当然可以自发运作，但是，如果出现了如价格大幅上涨、供应紧张等局面，就不能把缓解局势的希望再寄托在无法控制的市场自发运作上，这时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的人为措施，比如价格禁令、流通限制等等。也就是说，发财致富可以靠市场，但是，保持稳定还是要靠政府。

　　一般以为，市场经济是西方传来的洋玩意儿，这种认识也是一些人动不动强调市场局限性的心理基础之一。既然是外国人的玩意儿，必定不会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可是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类普遍行为规律上的社会体制，并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压制和破坏，市场经济总是会顽强地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出现。通过交换来谋求生活的改善，这是最频繁进行的、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的人类行为之一。

　　中国历史上同样普遍存在着市场经济。特别是在汉、宋、明等朝代时，中国已经出现了颇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甚至海外市场也被开拓。但是，由于正史对商业的轻视，流传下来的这方面的史料并不丰富。

　　明朝时出现的供市民阅读的新文体——小说，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小的史料作用。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而以往历史记录几乎只关注国家政治大事。读这些小说，会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许多人还没有达到的。

　　以本文开头提到的粮食价格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许多自然灾害都会导致粮食的歉收和供应的紧张。相比于现在，粮食的供应不足在当时人们心中引起的恐慌肯定要大得多。那么，明朝人准备在这时做什么？

　　在著名的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 越发米不入境了。”可以看到，作者凌蒙初直接表达了对政府“严示平价”，也就是限制价格做法的不满，认为这直接造成了“米不入境”，也就是没有人从外地运来粮食缓解饥荒。

　　作者继续写道：“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

　　看来，作者认为，在出现饥荒时，政府只应该“静听民情”，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去增加供应，而不是去干预市场——“生事”。这时，粮价当然会上涨 ，但粮价既贵，自然就会有贪利的商人，从外地运来粮食赚钱。他们在赚钱的同时，当然也就增加了市场供应，缓解了供应的紧张局势。他们虽然依靠供应的紧张盈利，但他们实际上正在每日每时地瓦解粮食供应的紧张。

　　而那些囤积了粮食的人，假如政府强迫他们拿出粮食来，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抗。道德家在这时会发现大量的可供谴责的邪恶。但再多的谴责也不如放开价格效果好。只要放开价格，囤积者出售存粮，就是最合算的事情，自然会“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贵价动员起本地的囤积者和外来的商人共同为增加供应而努力。这种局势，除了让道德家无人可谴责而感到失望以外，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但道德家总是大有人在的。作者严厉地指出：“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俱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仰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 反致越荒的。”

　　既闹了饥荒，“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便要禁止自发交易、限制最高价格。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把尽可能多的粮食留在本地，保证粮价不继续上涨。 但一旦禁止交易、规定价格，就会有恶徒借执法之机“诈害”百姓。而且，价格限制之 下，家中存粮的人和贩卖粮食的商人，既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苦经营，去充当恶徒欺凌的对象。即使百姓愿意高价买粮，但因“俱怕败露受责受罚”，商人也大多不肯经营。 于是，“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这时，道德家们也许也会谴责恶徒，认为经是好经，只不过被歪嘴的和尚念坏。酷吏甚至会动刀杀人，但无论怎样，只要价格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终结局只能是“救荒无奇策”。其实，经本来就是歪经。饥荒虽不是荒政造成的，但正是因为“腐儒”的荒政，饥荒才久久不能解决，更多的人因此而受害。“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不知有多少本来可以幸存的饥民，正是被“腐儒” 们用基于愚蠢的一片好心送上九泉路的。

　　明朝人就已明白的道理，三四百年后的今天，不明白的人还比比皆是。这种知识进步的缓慢状况很令人慨叹，但仅仅慨叹是无济于事的。应该做的是更努力地去向当代的“腐儒”们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解释人们自愿竞争和合作在解决问题上的巨大能力。这种努力一定是长期而困难的，但这是当今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记者 郭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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