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离现代化到底是近还是远

　　本报评论员 杨耕身

　　可以断言的是，在今后的十数年里，中国各地都将进入一个“现代化”的收成期。因为按照2000年前后各地纷纷推出的“现代化时间表”，一些地方正将迎来一个兑现之期。而在这一过程中，广州市无疑拔得头筹，率先进入发达状态，并“站到了现代化的门槛上”。

　　据1月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按照世行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而按照现行汇率和户籍人口计算，广州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跨入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网上对此一片质疑。其中关键是，这种以户籍人口为标准的计算方法，显然无视了数百万非广州户籍人员的贡献。或许，抛开外来人员来谈人均GDP，确有些急切与冒进的意味，但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广州的经济成果。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成就一直是有目共睹的。更何况，广州的结论是严格按照广东省十项现代化标准而得来的。因此若说质疑，仅是针对标准，而非成就。这是应当厘清的。

　　标准怎么定？这是个问题。广东十项标准的考量因素分别是：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城市化水平；信息化综合指数；平均预期寿命；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社会保险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数及公共绿地。但无论怎么看，都并没有解答一个“人的现代化”的命题。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公认的观点是，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以这样的目标来分解或细化，“广东十项”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当加入一些政治或法治文明的因素。

　　现代化不只是一个经济的指标；经济繁荣并不必然等同于决策文明与法治文明。即以广州而言，在去年底全市禁行电动自行车之后，从今年起又全面“禁摩”。有媒体对此指出，此举将直接导致数十万靠摩托车谋生的人及大量相关从业人员失业。而且无论“禁电”还是“禁摩”，相关部门都是在舆论一致的质疑声中，在“请给穷人们一点阳光”的动情诉求中，强硬地加以推行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向这些失业者问问有关民生现代化？

　　就社会而言，此前曾有报道称广州就在研究限制外来工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的措施，引起舆论大哗。广州市有关部门出面辟谣，但相关统计数据仍令人心惊：最近三年，全市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都在10万件以上，治安案件受理数每年更达15万件左右。广州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员。至少，这些数据透露出的广州市的治安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向市民或外来者问问有关城市管理的现代化？

　　而由此引出的，则是一个城市的公共治理现代化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决策文明与法治文明，没有民生与社会的和谐，一种单向的经济的发达会不会是脆弱的？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化难道不会是虚幻的？

　　质而言之，在国家正在抛弃简单的GDP崇拜，而转向更绿色的方式之时，广州的人均GDP数据仍只是一个浅层次的指标对应。人们对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的批评，也就是在于它仅具外部特征，对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质如“现代化质量”、“实现公正”，还缺乏清晰的内部逻辑依据。那么，如果以这样一种内部逻辑依据来看，广州离现代化到底是近还是远？我们离现代化是近还是远？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