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中国十大金融事件

　　本刊编者按：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已“随风而去”，但在其身后所留下的中国金融业却并不“孤独”。中国的金融业历经五载“只争朝夕”的改革和开放，所积累的“本钱”虽远不能在全球金融业“呼风唤雨”，但足可以“迎风而立”。

2006年，作为WTO过渡期的谢幕之年，为中国金融业所奉献的“力作”别具一格。在经过了“贱卖之争”的洗礼后，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似乎是一下了成熟了许多，尤其是年底的“外管条例”得体有度，意味着中国人将有效驾驭2007后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节奏。国有银行伴着股权分置改革“顺风顺水”的好运进入A股市场。保险业成功越过“雷区”自由选择银行业的股东座席……2006年的中国金融业又向多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本刊择选的“十大事件”即是其中的一些“代表作”。

 

　　当然，我们还不能由此定论，WTO过渡期可以因2006而完美谢幕。中国的金融业尚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2007年后的中国金融业继续在诸多的“十大事件”中走向丰满和成熟。

《银行家》：2006年度中国十大金融事件

 

　　法定存款准备工具抢尽风头

　　

　　2006年，央行货币政策篮子里最受宠爱的工具应该是非存款准备金率莫属了。自2003年央行热衷于使用存款准备金工具以来，使用偏好有增无减，仅在2006年就连续使用三次，调幅总计达1.5个百分点，无论是使用频率还是调整幅度均为历史所罕见。

 

　　央行6月16日和7月21日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主要是针对金融机构信贷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而采取的紧缩性措施。然而，就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信贷和广义货币供应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势头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3日宣布，从1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仔细阅读央行的声明，不难发现，央行这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依据较前两次准备金调整有了较大的变化。央行在第三次调整准备金率的声明中，再没有提及投资、货币与信贷的投资增长率过快，而将矛头单指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这意味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功能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世界金融史上，法定存款准备金最早是为保持和提供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产生的，后来又逐渐成了货币政策的一个工具。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的准备金比率却成了回收和紧缩流动性的工具。

 

　　另一方面，央行把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存款准备金，也是无奈之举。近两年来，早有专家人士谏言，单纯依靠央行票据冲销外汇占款是杯水车薪。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央行票据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对中国的货币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扭曲；其二，随着央行票据发行规模的扩大，央行票据利率也随之大幅度地上升，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央银行冲销外汇占款的成本。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远远低于央行票据利率的情况下，显然前者对于央行来说是一种成本更低的办法。但仅仅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而以一种扭曲性的方式来冲销外汇占款对中国货币政策效率的损失却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除了三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外，央行还在2006年先后两次调整了金融机构利率。然而，两次利率调整的内容也是有所差别的。第一次升息是在4月28日，提高了各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而存款利率并没有相应的提高，这被称为“非对称性升息”。第二次升息是在8月19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市场化，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扩大为0.85倍，商业银行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根据贷款风险状况，在下限范围内自主确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由此，2006年的利率调整反映了央行追求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尽可能地降低货币政策的认识时滞与行动时滞，真正达到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平滑经济周期的功效。

 

　　银行业全面开放大幕拉开

 

　　今年中国金融业的一大事件无疑是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银行业的对外全面开放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6年11月11日签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取代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并确定从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银行业市场全面向外资开放，实行国民待遇，中国银监会随后颁布了实施细则。由此，中国政府如期全面履行了入世时对银行业开放的承诺，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从业将不再受到地域和业务上的限制，这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代。

 

　　五年过渡期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步履明显加快。截至2006年9月，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银行已经在中国25个城市设立了191家分行和14家外资法人机构，外资银行本外币总资产达1051亿美元，占到了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2%。中国银行业市场在WTO过渡期结束后如何定位，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取向怎样，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履行入世时的承诺等问题都急需回答，也正因如此，《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出台才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关注。与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相同，作为一种审慎性的制度安排，法人导向原则在《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得以合理的体现。条例鼓励外国银行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分行转制为在当地注册的法人银行，允许其不受限制地经营全面的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包括人民币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而没有转制的外国银行的分行，则只能吸纳每笔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居民定期存款业务，这一监管安排显然是出于审慎监管和保护存款人存款安全的考虑。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出台后，得到了在中国经营的大多数外资银行的积极响应，中国银监会目前已经批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九家外资银行将境内分行改制筹建为法人银行的申请。与此同时，在经历一系列的剥离不良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并上市的举措后，中资银行的财务状况有较大改善，公司治理、内控制度体系、风险管理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能力也大幅提升，已经具备一定的同外资银行正面交锋的实力。2007年以后的中国，将持续涌现一系列中外银行惨烈搏杀的经典大战，中国的银行业由此将更加富有活力和生命力。

 

　　A股市场迎来历史性转折

 

　　2006年全年，A股市场指数一路顺风顺水地飞扬，与此同时A股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市场质量、发展空间等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切表明。“历史性转折”足可成为定性2006年A股市发展最恰当、最精炼的用词。总结起来，A股市场的“历史性转折”至少包含以下含义。

 

　　其一，截至2006年11月，沪深两市已有1184家上市公司完成了股改，占股市总市值的90%。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以超乎大多数人预料的速度全面推进并取得成功，A股市场从此跨进了全流通时代。

 

　　其二，2006年重启IPO并取得了辉煌成就，A股市场进入一个可持续的扩张期。中行、工行等大盘蓝筹股的发行和上市，使沪市的市场深度和市场广度大大拓展，市场流动性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市场质量已有显著提升。深市方面，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数量于年底突破100家，已经初具规模。伦敦交易所的AIM市场用5年时间发展到2000来家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一个中小企业市场（SBM）发展的典范。依托中国高速发展的中小企业群体，中小企业板成为一个新的典范只是时间问题。

 

　　其三，基础性制度建设、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化两方面因素显著增强了A股市场竞争国民经济储蓄流，吸引海外资金的能力，A股市场发展的资金供给条件已得到根本改善。在国外，即使是500亿美元的QFII额度也难以为海外资金的热情降温。在国内，嘉实基金一天销售400亿基金份额的纪录在短期内难以刷新，但它所体现出来的中小投资者对A股市场的热情还会不断上升。

 

　　其四，一场全民参与的股权分制改革展现并提升了管理层的市场管理能力，强化了各类自律组织的作用，提高了中国的股权文化水平。

 

　　中国反洗钱有了“说法”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反洗钱法》的及时出台，适应了国内、国际反洗钱形势的需要和有关国际组织对开展反洗钱的要求，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立法空白，对反洗钱义务主体和一般社会主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反洗钱法》确立了反洗钱相关部门的职能、权限和分工、组织协调原则、信息监测和监督检查(日常检查，行政调查，紧急措施)；具体规定了相关单位的反洗钱义务（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和资料保存制度），通过资金监测和账户监控，能够及早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有利于控制风险、降低损失，从而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符合国际规范；明确调查程序，有利于反洗钱调查，又能保障程序合法性，能够维护国家金融的正常运行。

 

　　《反洗钱法》特别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给出了详尽规范。该法明定，依法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1）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2）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3）执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4）建立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等等。对反洗钱的国际合作，《反洗钱法》第五章规定了反洗钱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对反洗钱信息交换和司法协助的途径和方式作了原则性规定。

 

　　客观而言，反洗钱在中国还一个新的课题，在反洗钱制度构建方面，还缺少十分成熟的模式。《反洗钱法》规定了我国目前反洗钱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这部法律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诸如未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有待建立有效的激励和成本补偿机制；对义务主体的保护要加强，等等。

 

　　国有银行上市推证券市场进入 “大盘蓝筹股时代”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7月5日中国银行返回A股上市；10月27日工商银行A＋H在内地与香港两地同步同价上市；10月5日招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增发H股……。历史将记住这些重要日子，因为它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将从此进入以国有上市银行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时代”。

 

　　2006年是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全面开放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也成为了“国有银行上市年”。与交行、建行上市路径不同的是，中行、工行相继在内地与香港两地证券市场登陆，其中工行上市更是创造了多项“发行记录”：首次Ａ＋Ｈ同步发行、发行规模全球第一、全球最大的金融股发行、Ａ股市场规模最大的IPO、Ｈ股市场规模最大的IPO、Ａ股市场中首次采用“绿鞋”机制发行、公开发行冻结资金最高等等。

 

　　中行、工行上市后，银行股成为影响A股市场走势的重要权重板块。工行上市后仅经历33个交易日，A股股价涨幅就达38%，A股总市值更是突破8万亿元，银行股的总市值占总市值比重已达35%以上，并成为市场第一权重板块。以工行、中行、招行为代表的银行股已确立了具有战略投资价值的市场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行等Ａ＋Ｈ两地上市后，A股股价经历了相对H股股价从“折价”到“溢价”的短暂过程，这标志着A股银行股定价权已由“H股主导”过渡到“独立定价”，定价权的回归进一步确立了A股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

 

　　工行、中行等国有银行的成功发行和平稳上市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国内证券市场的市场容量和承接能力已大大增强，投资者对大盘蓝筹股的“热捧”代表其对国内证券市场未来充满信心；其次，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预期下，银行业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充分分享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看好中国经济就投资银行股”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第三，国有上市银行成为影响市场走势最重要的权重股与指标股，市场投资理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这标志着国内证券市场已进入国有上市银行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时代。

 

　　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为基础，而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一批大盘蓝筹股做支撑。继中行、工行之后，中人寿、中石油、中移动等代表中国国民经济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将在A股市场陆续上市，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以大盘蓝筹股为基石的成熟资本市场时代。

国有银行上市的一小步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步！

 

　　保险“国十条”争艳证券“国九条”

 

　　2006年6月26日，《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保险“国十条”）正式颁布。同日，国务院召开保险工作座谈会，讨论落实相关政策。

 

　　保险“国十条”提出了保险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特别是提出了保险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措施。在主攻方向上明确了农业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责任保险，建立相应专业保险公司。同时，在加强保险业创新、保险资金使用、税收政策、保险体制改革以及加强保险监管等方面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

 

　　当国有银行改革和证券市场改革在决策层的推动下顺利前进的时候，保险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决策层是从将保险业放在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思考保险业的，因此保险业的发展本身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如“国十条”中所说的那样，“保险是保障社会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保险与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关系重大，保险业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保险“国十条”的出台，表明决策层对发展保险业的决心和信心。有了国务院这样层面的尚方宝剑，保险业的发展会得到各部门、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坦率地说，保险业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保险与普通百姓似乎还有很大的距离。除了行业环境发展因素外，保险业自身也有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保险业自身需要创造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品。保险业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部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高低，不是靠某一个红头文件和高规格的座谈会所能解决的。有为才有位。如果保险公司只能提供低风险的保险产品，见了真正的风险，就躲得远远的，不愿承保；如果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列有过多的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只在投保时热情有加，而理赔时托延冷淡，那么保险公司就不可能有人们所期待的作用。《保险十条》中，保险业今后发展的重点领域，不能只是出台优惠政策的由头，而应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则是中国之大幸、中国保险业之大幸。

 

　　值得庆幸的是，“保险十条”出台后，保险监管部门与保险机构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落实相应责任与要求。农村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得到进一步规范，出口信用保险得到了加强，保监会先后与国家旅游局、国家安监总局等部门一起研究相应责任保险，出台了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文件。保险公司的综合经营方面更是迈出了较快的步伐，中国人寿参股广发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并持有较大的份额，上演了保险公司综合经营的好戏。

 

　　当年（2004年1月）证券市场曾经出台了一个“国九条”，在此之后，中国证监会一步步地落实“国九条”的诸项要求，经过数年的坚持和努力，终于迎来了春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保险业的重点工作都将是围绕如何落实文件精神来做，提供更多的符合市场需求又消费得起的保险产品，在不久的将来，保险业也会迎来发展的新纪元。

 

　　中金所挂牌热捧股指期货

 

　　2006年９月８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简称中金所）在上海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同时，中证公司推出的沪深300指数作为我国第一个股指期货交易品种已经开始模拟交易，预计在2007年正式上市。中金所的成立对于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投资者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以满足广大投资者需求等诸多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期以来，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相互割裂，成为限制期货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国内期货品种仅限于商品期货，品种相对较少，并且仅能作为现货贸易的补充形式，因此，期货市场资金实力有限，整体行业弱小，成为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鸡肋”。中金所成立后，以股指期货上市为契机，外汇期货、期权等为代表的金融期货品种也将陆续出台，中国期货市场将从单一的商品期货市场走向金融期货市场，这使金融衍生市场更加完善，金融衍生市场的地位得以真正体现。同时，随着金融机构参股、控股期货公司，将改变现有的期货市场强弱格局，打通期货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的联系的通道，加速期货市场融入资本市场体系的步伐。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为推出股指期货扫清了障碍，证券市场将从原始的简单的股票交易向衍生品交易迈进。作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股指期货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做空机制，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将更加丰富，不再受限于股市的单边市格局，真正将价值投资与风险控制结合起来，有利于证券市场走向理性繁荣。股指期货的双边交易方式，将吸引各种资金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市场，极大地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促进资本市场的融资、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

 

　　股指期货是金融期货创新的突破口，将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现代金融市场是一个系统有机组合的整体，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任何金融子市场的发展与创新都会对其他子市场带来联动效应，同时任何子市场的风险也会迅速波及到其他子市场，因此各个金融子市场应当协调、有序发展，金融期货推出将有助于建立和谐发展的中国金融市场体系。

 

　　但是，在中国金融衍生市场在发展的同时，部门的利益之争有可能割裂本是相互紧密联系的金融市场体系。在中国证监会加强对国债等金融期货及期权产品的研究开发力度的同时，央行已经开始了利率互换的创新试点业务，准备未来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外汇期货，上海黄金交易所也在研究黄金期货、期权、黄金掉期和黄金投资基金等，为推出黄金衍生产品做准备。相关金融衍生品分属不同交易所和监管机构，势必造成衍生品市场内部难以协调一致，这将给管理者的智慧带来严峻的考验。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放宽

 

　　2006年12月22日对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意味着适合农村地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将很快出现。

 

　　《意见》适用于国内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省的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以及其他省份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首批试点选择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6省（区）的农村地区开展，主要内容包括放开准入资本范围；调低注册资本，取消营运资金限制；调整投资人资格，放宽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放宽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等一系列鼓励措施，希望以此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

 

　　《意见》中最被关注的当属对农村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的认可。《意见》规定，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小企业可按照自愿原则，发起设立为入股社员服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在行政村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是10万元人民币。这让能满足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但身份一直非常尴尬的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终于找到了“家”。“村级合作组织是造血机构，发展村、乡、县三级村民信用合作组织将为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免疫系统。”

 

　　但是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意见》在具体操作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设立村镇银行须有一家以上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等规定可能会增加村镇银行组建的难度。

 

　　广发行花落花旗

 

　　2006年11月16日，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广东发展银行重组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花旗集团等６家机构组成的投资者团队，出资约242亿元，认购广发行约85％的股份。12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出了16名董事，花旗派来的辛迈豪(MichaclZink)出任行长。

　

　　广发行事件历时一年多，几经周折，先是花旗方案几经修改，各投资团成员几经变迁，就在尘埃落定，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前，作为花旗投资团队的普华投资最终退出，将股权在内部重新转让，从而使持有20%的股东增加到了四家。真所谓好事多磨！广发行重组过程比想象的要难，因为期间历经复杂的有关金融改革开放与金融安全的讨论。

　

　　尽管重组成果并不能立即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但不管怎么说，广发行重组事件应该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这是第一次向全球公开招标来实现银行重组的案例。在此之前，中国银行业不乏有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的案例，但都是通过自己去找、一家家去谈或通过投行引荐的方式。而以公开招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选择余地更广、价格更优。而以控制权换取较高溢价、有效重组的方式虽然饱受争议，然而大大节约了成本。在此之前的三大国有银行的重组之中，都是国家买单的方式，先由国家注资，再引入战略投资者。而广发行则是以广东省政府放弃原有的大部分股权为代价。在强大的反对声中，最终还是没有突破单一外资机构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0%、外资机构股份总数合并不能超过25%的政策底线。然而，花旗希望的控制权基本已经实现。在16名董事，花旗占到了6席，而与他同为20%股份的国寿、国电以及中信信托只占到5席，行长由花旗的董事兼任。广发行股权的溢价很显然就是控制权的溢价。

　

　　广发行重组成功后，广发行能够得以新生，中国金融更加安全了。由于广东省政府注资以及投资者团队的入股资金到位，广发行重组后已实现净资产125亿元，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4%、5%，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这些远超监管要求的核心指标，是广发行新生的基础。

　

　　同时，根据11月16日签署的技术支持与协助协议，花旗集团将在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和控制、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资产负债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八个领域向广发行提供支持与协助，帮助广发行实现综合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这将打上更深的花旗印记。

　

　　广发行有着良好的网点基础，随着资本实力的加强，只要按照花旗的样子来改造，那么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没有花旗名称的新花旗将在中国产生。

 

　

　　小企业贷款渐入佳境

　

　　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开展小企业金融服务，这一长期以来的未解之题在2006年峰回路转。为使推动小企业融资服务获得政策依据，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包括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在内的36条措施。此后，中国银监会相继出台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以及完善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六项机制”。从各地推动落实“六项机制”的情况看，此次银监会对于小企业贷款的推动决不仅仅满足于窗口指导。但是与以往经常出现的银行机构为金融政策埋单的情况不同，此次小企业融资业务的推动工作却收到了实效。在2006这一年里，我们看到，小企业贷款业务不仅是区域性商业银行实现自我突破和战略转型的利器，也成了大型国有银行的座上宾。

　

　　监管机构推动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着眼点在于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尽管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来说，仅靠小企业贷款的推动还难以撼动转型这个沉重的话题，但是小企业金融服务对于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的战略意义已经获得普遍的证明。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不难发现，现今中国大部分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无论是当前发展还是远期战略，都在向小企业金融业务靠拢。

　

　　应该说，小企业金融业务在前些年铩羽而归后如今又卷土重来，这里固然有明显的政策意图，但更有其市场内涵。2006年9月出台的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全部民营经济可能达到GDP的四分之三。面对主要由中小企业所组成的民营经济这块蛋糕，中国的银行家们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当中国银行业竞争与转型压力越来越大，金融脱媒的趋势愈加明显，小企业贷款业务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强，加上与小企业贷款相关的法律制度与信用环境的改善，所有这些都为小企业贷款的回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依据。

　

　　2006年仲夏，一支由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近20家新闻媒体组成的队伍分赴各地，报道各地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业务开展的情况。从媒体反馈的情况看，小企业贷款在中国各地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其间的差异多来自于区域经济特点以及商业银行思维模式转变的快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尽管小企业贷款在过去的2006年里已渐入佳境，但仍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但无论如何，在探索小企业贷款发展路径方面，商业可持续已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一种共识，如何按照市场原则，引入贷款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以高利率覆盖小企业贷款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是未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小企业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