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CPI失真扭曲经济行为亟待调整

　　中国CPI的不透明，使得CPI与居民的实际感受相差甚远。同样，如果政府按照这样的数据进行决策，就很容易造成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不足，甚至会影响其决策，也会扭曲一系列经济行为，如CPI偏低导致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对国内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社会上一直存在着质疑之声，已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但无论社会如何质疑，相关职能部门都会用种种理由来推诿。比如说，有人质疑国内CPI为什么没有反映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职能部门就说，这是国际惯例，房价就是不能算入CPI中。又比如，央行调查表明目前公布的CPI与居民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职能部门又会说，个人感觉不能作为统计数据的依据，因为这种感觉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如果政府的职能部门真的是按照国际惯例，真的追求CPI的科学性，那么CPI所表示的含义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实生活中的消费价格在快速上涨，居民手中所持有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但统计上的CPI却变动十分微小，职能部门公布的数据与居民生活感觉相悖。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CPI是如何确立和表示的。美国国家统计局工作人员在每个月的前三周要抽查相关企业，并对大约23000个零售商和87个城市中的其他商业机构进行电话采访，以此来收集8万种商品和服务价格，并对相同组成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月度分析，以获得对消费品价格变化的基本信息。为了减少统计中的噪声，美国还另外发布了一个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即扣除食品和能源等不稳定因素后的CPI。

　　也就是说，CPI的测量是随着时间变化的。CPI包括200多种不同商品与服务零售价格平均值，这些商品与服务分为8个主要类别。在计算CPI时，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能够显示其重要性的权数。这些权数是通过调查成千上万个家庭和个人前两年购买消费品的比重来确定的。这些权数每两年要修正一次，以便保持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权数与居民变化了的消费偏好相一致。

　　比如说，2006年1月美国的CPI权数是这样构成的：居住类（包括住宅建筑、燃料和公用设施、家具与房屋维修）权重为42.1%、食品与饮料为15.4%、交通运输16.9%、医疗6.1%、服装4.0%、娱乐5.8%、教育与交流5.9%、其他商品和服务3.8%等。从中可以看到，在美国居民居住类消费权重最大，超过了四成；其次才是交通运输、食品和饮料。这三者所占比重达到了74%以上。

　　在这里可以看到，美国的CPI指数从数据收集、数据制作、数据发表及数据修改等每一个环节都是透明公开的。以数据的透明公开性为保证其数据科学、规范及权威性。比如说，CPI权重的确定，不仅能够根据市场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与修订，而且每一次修订后的权重完全公开透明，从而使得政府确立CPI能尽量反映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

　　但在我国，不仅CPI指数信息收集与制作过程不公开和不透明，而且CPI权数完全也不公开和不透明。研究者要想知道CPI权数，只能靠自己来计算与测定。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国CPI的确定与测算不公开、不透明，当这种CPI与居民实际消费相脱节时，相关职能部门还会以莫须有理由来蒙蔽民众。

　　反观美国， CPI指数的确立不仅是从千百万居民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而且随时间的变化会不断调整CPI。在美国， CPI能不断反映居民消费生活的连续性，而且也能反映居民消费生活的变化性。美国CPI权数两年就有一次大的修订，以此来真实反映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但是，在中国，一是CPI没有连续的历史数据，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其数据统计差异大；二是CPI权数为什么不敢公开与透明？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在于CPI编制的人为性及权重设计的不科学性。比如，中国的CPI权数是根据1993年时的情况确定的，那时中国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无论是居民消费品的丰富性还是居民的消费生活水平，都与现在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如说居住类，那时是计划体制下的福利分房，但经过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国内的住房消费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还以1993年情况来衡量现在的居民住房消费，这些CPI数据肯定会误导社会和误导政府决策。还有，食品消费权重也是如此。尽管目前职能部门说是要调整CPI权重，但社会根本就不知道调整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由于美国CPI的公开透明、与时俱进，它不仅能够反映居民实际生活的消费模式变化，也成为企业、经济分析员及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依据。可以说，CPI的任何变化都反映在市场变化的预期中。这样，不仅有利企业及个人经济行为，也有利于政府决策。但是，由于国内CPI在统计方法上的不透明，从而使企业及个人对政府公布的CPI数据关注不够，而政府通过这样的数据进行决策，就容易造成对经济形势判断不足，甚至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比如，低利率政策是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经济行为曲扭的根源。但由于CPI过低，或国内CPI一直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上，利率过低必然让债权利益受损和债务人受益。国内低利率政策也成了国内固定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重要根源之一。

　　总之，中国CPI确定的国际惯例性与非国际惯例性（即仅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的国际惯例化）并存的局面，使CPI的确定不透明、不科学和不规范，以这样的数据来影响政府决策，必然会扭曲一系列经济行为。在此，我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在CPI确立上，要么全部国际惯例化，要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一套能反映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CPI指数，以便为我们企业、居民及政府提供好的经济信息与数据。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