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替公司行贿：腐败根植于企业文化

　　FT专栏作者 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unchau）

　　一位销售主管曾在一次办公室聚会上大肆夸耀自己如何向几家大型零售客户行贿。他说，一些人只对非常贵重的礼品感兴趣。他回忆道，有一次，他曾小心翼翼地将一把汽车钥匙推到谈判桌的另一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是此人手下的一名雇员——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管理培训生，但我呆在该公司的时间很短。对于他的谈话，最令我迷惑的是他夸耀的方式。就像不计其数的其他公司一样，在这家公司，人们不仅容忍行贿行为，而且觉得这很酷。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营销管理人员，这便是他们对你的期望。

　　前一阵子，西门子的一位前董事被捕，英国政府基于政治原因，决定结束针对英国宇航系统公司的调查。当我听到这两个消息时，又回忆起了从前的那一幕。这两个案例是不同的，而且我不确定哪一个更糟糕。德国的那个案例，是该国企业领域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的缩影。西门子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大众汽车和戴姆勒-克莱斯勒最近也被查出存在严重腐败问题。而英国的案例则有所不同——英国政府的干预，明显偏向那些被控存在腐败问题的人。

　　两个案例的共同之处，是两家公司遭到调查的原因：两家公司均涉嫌设有庞大的行贿基金，用于贿赂大客户。在买方相对卖方更有实力，或某笔交易在卖方全部收入中占很大比例时，腐败行为就会特别普遍。显然，出售高科技军事装备或电信系统正属于这种情况。有意思的是，在西门子或英国宇航系统公司，没有哪个人是因为自己中饱私囊而受到指控。相反，在他们受到调查的罪行中，本公司是主要的受益者。

　　员工为什么几乎完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自愿以身试法呢？惟一可以想象的解释是：公司对这种行为进行奖励（例如升职或奖金）。如果这些企业的公司文化清楚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即：没有人可以从不道德的行为中获益（更别说违法行为了），那么，理性的员工就不会想到去设立一个贿赂基金。

　　因此我认为，很难相信我们是在完全干净的公司文化中遇到这些孤立案例的。西门子是欧洲经营最出色的百年老企业之一。该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库务运作。它不应是那种藏有4.2亿欧元（合5.5亿美元）贿赂基金的公司。西门子的最高管理层有可能对贿赂问题一无所知。但作为最高管理人员，他们应对其公司内部猖獗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文化负有责任。

　　芬兰电信制造商诺基亚决定，推迟启动与西门子之间价值200亿欧元的合资项目，以便进行合规评估。诺基亚此举，给西门子腐败案作出了格外微妙的注释。诺基亚的公司文化与西门子截然不同。在透明国际发布的2006年清廉指数排名中，芬兰位列第一，是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而德国排名第16位。推而广之，这个排名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占芬兰GDP 3.5%的公司（2004年）。

　　如果想要有效地打击腐败，除了起诉中层管理人员之外，人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更好的方法是，建立正确的长期激励机制。西门子正是一家标榜自己定位于长远利益、反对短期利益的企业。在西门子，长期主义似乎无处不在，惟有在腐败方面例外。

　　要想形成一个反腐败风气，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就是恰当的法律激励机制。在德国，直到1999年，对外国官员的贿赂还可以抵税。换句话说，腐败不仅获得宽恕，而且受到官方的鼓励。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而英国似乎正朝向相反的方向。在英国宇航系统公司案中，英国总检察长戈德史密斯勋爵有关“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超过了维持法治的需要”的言论，可能会创下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行贿可以偶尔出于国家利益，那么从道德角度考虑，它基本上就不能算是错误。这就变成一种相对的犯罪，取决于行贿和受贿者分别是谁。戈德史密斯勋爵的逻辑错误，是他未能考虑其决定所造成的影响。如果这导致了更多的腐败（毫无疑问会这样），那它就不可能符合公共利益。

　　20年前，一位自负的销售主管小心翼翼地将一把汽车钥匙推到谈判桌的对面；20年后，我们发现腐败已经根植于我们的企业文化 。不过，如果连英国总检察长也用这种方式思考问题，那我们对此也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