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迁的开始：“外来工”变“新市民”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不仅要给东莞的外来人员送“暖流”，而且还要给“外来工”改名以示平等，这一消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认为这是多大的“利好”。而在我看来，东莞早该这么办了。因为一个靠“移民”撑起的现代城市，有何理由总是把“外来工”当作“客人”而且是“接待规格”很低的“客人”呢？

　　症结当然有，那就是身份制度，户籍制度。

但在户籍制度消亡之前，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消除那些基于户籍身份的歧视性称谓，比如民工，比如外来工，比如打工仔等等。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锤炼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甚至技术工人，按照其所处行业给与职业性称谓理所应当。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运动可谓方兴未艾。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人口流动的加剧，这包括农民进城当工人，投资方他乡落户，也包括人才在不同地域间的合理流动。这样，一些新名词便应运而生，农民工、外来工、打工仔、打工妹、北飘、南飘等等，都是对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外来人员的称谓。当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没有本地户口。

　　一直以来，尽管“外来客”数量仍在壮大，机会较多的大城市越来越被外来客“包围”，但由于户籍，由于待遇，也由于某种地域或职业歧视，他们的心却依然是飘着的，因为“家”不在那里，“根”不在那里。 然而，现代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这些外来者：北京常年有三百多万外来人口，广州也大致如此，深圳更是“移民城市”，而一个小小的东莞，竟也因为经济的腾飞而吸引容纳了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远高于于当地户籍人口。他们为城市的崛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待遇上却远低于本地人口，无论在就业 、就学、住房、社保等哪一方面，都面临着某种“歧视”。而这一庞大群体中最受歧视的，莫过于北方称为“农民工”、南方称为“外来工”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 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一个群体。建筑工地是由他们撑起的，“血汗工厂”是由他们转动的，他们拿着极低的工资，住在最差的宿舍，吃的便宜的饭菜，且基本没有任何保障。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的工资还经常被拖延、克扣，以至于问题积累之大，最终惊动了国家总理才得以部分解决。不仅如此，“外来工”、“农民工”这种歧视性称谓也一直与他们相伴而行，让他们在品味了生活艰辛之后，还要承受身份歧视的冷眼冷言！ 在此，谁又能帮助他们点什么呢？不排外的“当地人”可以一时热心，好心肠的老板们可以适时抚慰，但要从根本上让“外来工”走出困境、活出“家”的感觉，却必须由政府来主导。这是靠纳税人撑起的政府的份内之事，因为主持社会公正才是政府最主要的职能。而以往，由于“致富”国策，我们的政府却把工作的中心大都放在了修路盖房、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之上。

　　由此而论，改名的动议无疑的好的，虽然晚些，但也理应获得一些掌声。其实，在东莞经历了20几年高速成长之后，经济和社会脱节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不改不成的地步，不只东莞，整个广东省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社会双转型任务。对此，广东省政府的体会应该非常深切，因为早在去年，笔者导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先生便应邀对广州社区治进行了实地考察，试图总结出一些“和谐社区”建设新模式。而在近日，经济学家郎咸平(郎咸平新闻,郎咸平说吧)教授也针对人民币升值 等问题对广东的冲击提出了严厉警告。

　　总体看，改革了近30年，经济发展了，国门开放了，社会有了新的分层，新的结构，社会流动性也已大大增强，形势已然和之前已大不相同，因此，东莞对“外来工”的改名还只是东莞市政府应对新挑战所迈出的第一步，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必须有的社会变迁历程，是当代中国经历新的历史性变迁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意义上看，让“外来工”成为“新市民”，让“外来工”成为历史，也便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变化了-- 因其“小”才凸现“外来”，因其“狭”才排斥“外来”，因其“滞”才需要“外来”，如今，大了，发展了，该敞开胸怀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