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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学生不应承担高校办政府成本

  如果让受教育的老百姓来发言,他们会说:大学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应该有所谓的部级、局级、处级机关干部,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吃喝玩乐;校园不应该那么大,校舍不要那么金碧辉煌……

  核算生均培养成本,是教育部2007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虽然在去年,我曾多次谈论高校成本核算问题,但近日总是担心,这个成本核算,会不会得出“大学生培养成本本就这么高”,或者“大学生的学费按成本核算不是高了而是低了”的结论,因此忍不住旧话重提,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在核算成本时,更应该听听受教育者的意见。但老百姓参与到核算成本工作中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要将以下成本排除在大学生培养成本之外,而不能将所有高校发生的成本据实统计,以此作为培养成本,让大学生来分摊。

  非办学性质成本不该算

  一是履行行政性质而非办学性质职能发生的成本。高校进行管理,发生行政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国高校不但普遍存在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且还存在履行非办学性质职能而发生的行政成本问题。行政成本过高,主要由于行政人员队伍的庞大以及由于行政接待费用的高昂所致。

  在我国高校中,拥有几十名局级干部、三五百名处级干部、上千名科级干部的高校不在个别,这样壮观的干部队伍,开支大量人头费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官场身份”注定了要“迎来送往”。某高校一年发生的接待费用(包括住宿、吃饭、参观、娱乐等费用)就超过千万元。众所周知,我国高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完备的“公务员”职务系列,并履行相应的政府机构职能。而且,这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从本世纪初,我国政府将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升级为“副部长级”,现在,“副部级”高校已有30多所。在高校内部,将两院院士与副部级对应匹配,已经力行多年。姑且不论这一行政单位定位,对大学学术自由有多大影响,单从成本上看,正是由于要履行政府机构职能,高校的行政机构才如此庞大,并几乎与上级党务部门、政府部门一一对应。而且,政府对高校的行政性管理,让高校将大量精力、经费用于应付上级的行政性评估、检查当中。根据责权对应原则,这类成本不应该属于真正意义的办学成本,而应是“办政府成本”。

  社会保障成本不该算

  二是履行社会保障性质而非办学性质职能发生的成本。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高校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职能,大量离退休教职工的退休金、养老金和住房津贴,以及照顾现有教职工而运行的班车、开办的幼儿园、小学、初中等,使大学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多年倡导实施的后勤社会化,由于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类问题,并没让大学从“办社会”中真正解脱出来。大学承担这种职能,一方面使“办学”经费更为紧张,另一方面则严重分散办学精力。有的高校专门有校领导分管此项工作,并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这类成本同样不是真正意义的办学成本,而应该是大学“办社会成本”。

  三是履行办学性质职能而非教育职能发生的成本。根据我国相当数量高校目前建设“教学、科研、产业”中心的目标定位,我国高校发生的办学成本,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归于教育成本。比如,纯粹为产业服务的“教师编制”人员,他们的工资开支就不应该归于教育成本;纯粹搞“科学研究”,没有任何教学任务,不给本科生上课、不带研究生的人员的工资以及学校为他们创造科研环境进行的投入,也不应该属于教育成本。事实上,就连一些大学教授,人们也很怀疑他们的工资是否应该归于教育成本,因为他们有相当部分是不上讲台、不指导学生的。在美国的大学,一个教授如果某段时间不上课,他会告知学校,学校将由此减少他的年薪,而减少部分的薪水,由他自己的课题经费支付。

  盲目扩张的维护成本不该算

  四是为体现政绩盲目扩张带来的维护成本。在我国高校普遍采取征地盖楼的外延式扩张后,我们发现,拥有几千亩校园面积的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8000亩,武汉大学珞珈山5000亩,中山大学珠海校区5000亩,清华大学4400亩,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3100亩,四川大学望江校区4000亩),如今是随处可见,总体面积超过5000亩的大学不在少数。这“羡煞”了校园几百年没变的世界名校哈佛大学们(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也让他们十分纳闷,这么大的校园,那么高的维护成本,学校怎么维持?一晚的路灯、一次草坪浇水、一天马路打扫……该要多少电、多少水、多少人工呢?

  另外,这些大学校园的建设,大多依靠银行贷款,每年的利息又将是多少?资料显示,山东省教育厅直属23所高校贷款余额75.4亿元,每年仅利息就高达4.3亿元。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大楼林立之后,却是大楼的空关。笔者统计了一所学校的大楼,晚上6:00之后有人工作亮灯的房间,不到10%。原因有三:一是注重外在形象展示的大楼设计超过了“运能”,只能闲置;二是大楼管理没有以科学家为中心,一到下班,管理人员就来“赶”,“赶”走了老师,他们好早回家休息;三是老师也不敢多用大楼,为转移学校过高的成本开支,房租、水电费老师自己也得承担——这也是高校有超过半数机器设备为零使用率的原因,设备是买来看的,不是用的。

  向教育属性回归

  以上这些行政成本、社会服务成本、非教育职能成本、校园维护成本,在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时,该怎样核算?如果采取“全成本”统计的方式,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让受教育的老百姓来发言,他们会说:大学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应该有所谓的部级、局级、处级机关干部,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吃喝玩乐,这些行政成本,不应该发生;大学不应该承担退休教师的福利,这些成本不能算教育成本;大学校园不应该那么大,校舍不要那么金碧辉煌,那么多建筑的折旧、那么大面积校园的维护,有些只是好大喜功的领导的“政绩成本”,而非真正的教育成本。

  核算教育成本,其目的,应该是由此盘清高校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职责,高校应如何有效地运用资金,并由此唤醒高校向办学属性、向教育属性回归。如果将成本核算,最终演绎为现今所有成本的确认,把所有的行政成本、社会成本、校园维护成本、非教育职能成本都归为学生培养成本,并用很高的比例来让学生分摊,那么,这样的成本核算除了给高校高收费制造“理由”,提供依据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丝毫益处。(作者为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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