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学生不应承担高校办政府成本

　　如果让受教育的老百姓来发言，他们会说：大学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应该有所谓的部级、局级、处级机关干部，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吃喝玩乐；校园不应该那么大，校舍不要那么金碧辉煌……

　　核算生均培养成本，是教育部2007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虽然在去年，我曾多次谈论高校成本核算问题，但近日总是担心，这个成本核算，会不会得出“大学生培养成本本就这么高”，或者“大学生的学费按成本核算不是高了而是低了”的结论，因此忍不住旧话重提，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在核算成本时，更应该听听受教育者的意见。但老百姓参与到核算成本工作中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要将以下成本排除在大学生培养成本之外，而不能将所有高校发生的成本据实统计，以此作为培养成本，让大学生来分摊。

　　非办学性质成本不该算

　　一是履行行政性质而非办学性质职能发生的成本。高校进行管理，发生行政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国高校不但普遍存在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且还存在履行非办学性质职能而发生的行政成本问题。行政成本过高，主要由于行政人员队伍的庞大以及由于行政接待费用的高昂所致。

　　在我国高校中，拥有几十名局级干部、三五百名处级干部、上千名科级干部的高校不在个别，这样壮观的干部队伍，开支大量人头费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官场身份”注定了要“迎来送往”。某高校一年发生的接待费用（包括住宿、吃饭、参观、娱乐等费用）就超过千万元。众所周知，我国高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完备的“公务员”职务系列，并履行相应的政府机构职能。而且，这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从本世纪初，我国政府将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升级为“副部长级”，现在，“副部级”高校已有30多所。在高校内部，将两院院士与副部级对应匹配，已经力行多年。姑且不论这一行政单位定位，对大学学术自由有多大影响，单从成本上看，正是由于要履行政府机构职能，高校的行政机构才如此庞大，并几乎与上级党务部门、政府部门一一对应。而且，政府对高校的行政性管理，让高校将大量精力、经费用于应付上级的行政性评估、检查当中。根据责权对应原则，这类成本不应该属于真正意义的办学成本，而应是“办政府成本”。

　　社会保障成本不该算

　　二是履行社会保障性质而非办学性质职能发生的成本。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高校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职能，大量离退休教职工的退休金、养老金和住房津贴，以及照顾现有教职工而运行的班车、开办的幼儿园、小学、初中等，使大学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多年倡导实施的后勤社会化，由于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类问题，并没让大学从“办社会”中真正解脱出来。大学承担这种职能，一方面使“办学”经费更为紧张，另一方面则严重分散办学精力。有的高校专门有校领导分管此项工作，并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这类成本同样不是真正意义的办学成本，而应该是大学“办社会成本”。

　　三是履行办学性质职能而非教育职能发生的成本。根据我国相当数量高校目前建设“教学、科研、产业”中心的目标定位，我国高校发生的办学成本，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归于教育成本。比如，纯粹为产业服务的“教师编制”人员，他们的工资开支就不应该归于教育成本；纯粹搞“科学研究”，没有任何教学任务，不给本科生上课、不带研究生的人员的工资以及学校为他们创造科研环境进行的投入，也不应该属于教育成本。事实上，就连一些大学教授，人们也很怀疑他们的工资是否应该归于教育成本，因为他们有相当部分是不上讲台、不指导学生的。在美国的大学，一个教授如果某段时间不上课，他会告知学校，学校将由此减少他的年薪，而减少部分的薪水，由他自己的课题经费支付。

　　盲目扩张的维护成本不该算

　　四是为体现政绩盲目扩张带来的维护成本。在我国高校普遍采取征地盖楼的外延式扩张后，我们发现，拥有几千亩校园面积的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8000亩，武汉大学珞珈山5000亩，中山大学珠海校区5000亩，清华大学4400亩，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3100亩，四川大学望江校区4000亩），如今是随处可见，总体面积超过5000亩的大学不在少数。这“羡煞”了校园几百年没变的世界名校哈佛大学们（哈佛大学占地2300亩，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也让他们十分纳闷，这么大的校园，那么高的维护成本，学校怎么维持？一晚的路灯、一次草坪浇水、一天马路打扫……该要多少电、多少水、多少人工呢？

　　另外，这些大学校园的建设，大多依靠银行贷款，每年的利息又将是多少？资料显示，山东省教育厅直属23所高校贷款余额75.4亿元，每年仅利息就高达4.3亿元。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大楼林立之后，却是大楼的空关。笔者统计了一所学校的大楼，晚上6：00之后有人工作亮灯的房间，不到10％。原因有三：一是注重外在形象展示的大楼设计超过了“运能”，只能闲置；二是大楼管理没有以科学家为中心，一到下班，管理人员就来“赶”，“赶”走了老师，他们好早回家休息；三是老师也不敢多用大楼，为转移学校过高的成本开支，房租、水电费老师自己也得承担——这也是高校有超过半数机器设备为零使用率的原因，设备是买来看的，不是用的。

　　向教育属性回归

　　以上这些行政成本、社会服务成本、非教育职能成本、校园维护成本，在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时，该怎样核算？如果采取“全成本”统计的方式，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让受教育的老百姓来发言，他们会说：大学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应该有所谓的部级、局级、处级机关干部，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吃喝玩乐，这些行政成本，不应该发生；大学不应该承担退休教师的福利，这些成本不能算教育成本；大学校园不应该那么大，校舍不要那么金碧辉煌，那么多建筑的折旧、那么大面积校园的维护，有些只是好大喜功的领导的“政绩成本”，而非真正的教育成本。

　　核算教育成本，其目的，应该是由此盘清高校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职责，高校应如何有效地运用资金，并由此唤醒高校向办学属性、向教育属性回归。如果将成本核算，最终演绎为现今所有成本的确认，把所有的行政成本、社会成本、校园维护成本、非教育职能成本都归为学生培养成本，并用很高的比例来让学生分摊，那么，这样的成本核算除了给高校高收费制造“理由”，提供依据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丝毫益处。（作者为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