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不能上讲台还算什么博士？

　　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薛涌

　　最近，教育部宣布对高校本科教学进行重大改革，其中包括，原则上不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主讲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他们要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

　　我不久前在早报撰文主张大幅削减国内的博士课程。教育部出台这项政策，正好证明了我的看法。为大学培养教师，是博士课程最重要的使命。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博士不会教课，就说明我们根本不配培养博士。

　　我在美国读了博士，也教了两年多的书，并开始参与系里招募新教师的工作。在美国找教职，一般来说新出炉的博士最容易。大家为什么喜欢新博士？理由有几点：第一，新博士刚刚埋头作了几年研究，最接近学术前沿。博士论文里的学术突破非常多，许多学者一辈子最高的成就就是博士论文。毕业后投入实际工作，就不可能有读博士时那样的精力和专注了。所以，许多学校把新博士看成自己的学术动力，不愿意要博士毕业几年的人。你博士毕业后，除非专著出版，或有重大成就，一般是工作年头越多，经验越足，找工作越不易；第二，新博士精力旺盛，和学生的年龄接近，“代沟”较窄，常能在教学中别开生面。

　　那么，新博士是否缺乏教学经验呢？比起教了三十年书的人，他们当然缺乏教学经验。但是，真看教学上的表现，他们常常比教了三十多年书的教授更出色。这除了他们正处于创造力的盛年之外，还在于他们在博士课程中经受了良好的教学训练。我个人的经验就很说明问题，我28岁时，几乎是从零开始学英文，六年后开始在耶鲁读硕士，八年后进了历史系的博士课程。经过两年硕士训练，我的英文基本能保证写好学期论文，取得像样的成绩；但上课听讲依然很困难，自己开口讲话就更难了。我一直非常担心：像我这样，怎么能教书呢？

　　所幸的是，学校不仅对我们进行学术训练，而且还进行教学训练。博士课程头两年，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万事不操心，集中精力读书。到了第三第四年，就开始当助教。学校为了我们能胜任助教工作，还特地给外国学生设计了语言课程，通过考试才能去上课。

　　助教的工作大致有三部分：一是领导讨论班，二是讲一堂大课，三是给学生改作业，判考卷。领导讨论班最难。本科生说话比教授快得多，很难跟上，而且他们讨论问题，不像训练有素的教授和研究生那样规范。比如讲着讲着中国的事情，他们就把问题扯到美国来了，美国的课堂，鼓励这种跨学科的、有时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的“瞎扯”。作为讨论班的主持人，你要知道怎样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背景来理解课堂内容，同时又要在他们扯远的时候能自然地把话题引回来。我刚刚开始做助教时，压力非常大，有一次没讲好，一夜难受得睡不着。这样训练两年，对教学就有底了，还没有念完博士，就找工作上了讲台。

　　比较一下，我们的博士教育在教学训练上显然有重大阙失。这种阙失，和本科生教育的问题又联系在一起。美国大学特别注重讨论班，本科生如果上大课，还要分成小班讨论。比如，有的学术明星讲课，常常三四百人听课。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请十几个助教，保证有讨论班，而且规模要很小。一般而言，讨论班只有十几个学生，二十人以上就算很大了。在耶鲁，历史是最具人气的专业，历史系明星教授也多，所以常有几百人的大课，也常常闹助教危机。而在中国，这样的讨论班少，既无法保证本科生消化大课的内容，也使博士生们没有地方积累教学经验。

　　把年轻的博士排斥在讲台之外，教书的人就更少了，课堂也就更大了。另外，老教授们虽然有经验，但也容易僵化，新博士可以给教学带来活力，可塑性强，容易尝试新的东西。让他们跟着老教授学，把锐气磨光了再上讲台，大学教育就更难创新。

　　显然，教育部的这一政策，不是没有针对性。新博士不会讲课，没有在教学上受过训练，引起学生的抱怨。这说明我们的博士课程偷工减料，没有教博士生怎么教学，乃至不得不让他们毕业后回炉。既然大家都明白这是偷工减料，为什么不关掉这些不合格的博士课程？中国的博士教育要保持自己的声誉，就必须证明培养出一拿到学位就能充任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不堪此任，就不应该叫博士。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