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重建

　　——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我国，政府对NGO的态度经历了怎样一个变化过程？

　　王名（以下简称王）：在1949年前，我国的社团非常发达，很多社团是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1950年，国家进行社团整顿，清理会道门，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51年3月，当时的内务部制定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然而，由于“文革”的影响，社团管理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一办法执行，从1968年到1988年的这20年里，实际上是实行各个部门分头审批和管理社团，甚至有些社团也在审批和管理社团，还有的社团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就成立并开展活动。198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确立了对社团的双重管理制度，事实上提高了社团准入的门槛。

　　1990年代后政治环境的变化，让许多精英阶层把对政治的抱负和诉求转到了经商和公益上，这差不多是一代人的选择。而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更成为中国NGO发展的转折点，当时参会有3万多人，有1万多家NGO，这让媒体和公众第一次见识了NGO。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和2005年的“颜色革命”，都让政府对NGO产生了一定的疑虑，但政府最终还是认识到，NGO不是异己的力量，和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NGO。2006年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中，有7次提到“发展社会组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南》：但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很多NGO领导人似乎仍然感觉处境艰难，甚至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王：对NGO的管理涉及外交、联络、公安、安全、发展与改革、农业、财政税收等多个政府部门，政府各个部门的看法和态度目前还不尽一致，沿袭已久的对NGO的那种警惕和敌意一时还难以完全消除，这有一个统一和调整的过程。就我和多个相关部门的接触情况看，政府的总体认识已经比较清晰，对NGO所起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以前我们总认为结社是有政治目的的，但从国外的实践看，结社不一定是为了什么宏大的目标，几个人在一起就会结社，这是一种本能。

　　《南》：1998年我国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当时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也显示了其活跃性，社会上出现大量的志愿者和募捐等志愿行为。但它并没有成为一次民间组织的发育浪潮，这些志愿活动和志愿者也似乎很快随着水灾的褪去而隐去了。

　　王：无论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还是1999年的台湾地区的“921”地震，民间性的、独立自治的非营利组织均已在当地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条件和法律地位，因而对于社会事件的反应大多是从基层自发的，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细微环节，促成了大量民间组织的生长。而大陆救灾时民间的绝大部分活动是由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协同民政部一起举办的，并没有促成社会上更多的志愿组织显现出来，因而它不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当行动过后，社会就又恢复原态了。

　　《南》：在NGO的发展过程中，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双重管理体制一直备受诟病。早在2004年10月，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取消双重管理“势在必行”，但至今没有什么实质的动作。

　　王：对NGO的认识要有广阔的视野，要把它放在社会改革的层面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和政府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但社会改革还没有展开，社会改革不仅牵涉草根NGO的问题，还有更广泛的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改革。这一块改革的难点在于牵扯面广，事业单位改革涉及132万家组织，人民团体则有700多万家，这些组织和个人都与体制有密切的联系，掌握资源，有些甚至是体制的一部分，有公务员编制、由财政拨款、有参政议政的职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南》：对目前NGO的发展现状，您有什么看法？

　　王：中国以往的民间组织都带有很强的“私”的性格，这大大妨碍了普遍规则的树立，也让民间组织无从凸显“公共性格”。只有通过对传统“创造性的转化”，培养起真正的“公民”及“社会”意识，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否则即使各种民间活动相当热闹，也不能形成公共舆论和公民文化。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