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财经文摘》
虽然中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中国作为后起之秀不仅在世界市场上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而且大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势头。中国的精彩表现让其他竞争对手和经济学家们感到很吃惊，他们都提出相同的质疑，社会主义真的有用吗？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9位常委身着面料考究、剪裁合体的西装在中南海高墙后开会。
一枝独“秀”
中国这个大公司公布它的光辉业绩后，不到1天之内，西方各国的元首从布什到默克尔不得不扪心自问，为什么虽然不断改革经济，但却收效甚微？面对中国的蓬勃发展，人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难道真的有用？
在胡锦涛和其他董事的领导下，中国发展态势良好：2005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超过法、英两国，成为第四大经济强国，2005年中国就成为美国第二大原材料供应商。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量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中国保持如此强劲的增长趋势，两年之内中国则可以超过德国，最终还会超过美国。然而红色董事会依然在为中国下一步发展出谋划策，他们认为中国不能仅仅以T恤衫或DVD机等廉价商品立足于世界市场，下一步要在高科技领域有所发展。
不久之前中国专利申报的数量已经超过德国，在制定最新的5年计划时，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即在科技领域中国也应该居世界领先地位。2010年中国将首次实现登月，明年将实现卫星绕月飞行，并且在宇宙中向地球播放150首流行歌曲，其中包括《我爱你中国》。然而这个宏伟目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为此红色董事会花费大量时间邀请西方的政治家来座谈并且经常邀请大学里的学者来做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全球性的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当然关于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的学术报告自然必不可少。
“红色”土壤与资本果实
国务院负责处理政府日常事务，国务院总理是温家宝，他办公的地点距离政治局只有几百米之遥。总理、四名副总理、五名国务委员和一名秘书长构成国务院的骨干力量，其中有两位女性，他们共同处理28个部委的工作以及央行的工作，除此以外还负责大量其他工作如新华社、国家粮食局、海关等单位的管理工作。温家宝所领导的国务院负责处理整个“中国集团”的日常事务，通过制定指令、措施和计划来管理中国这个超大集团。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始表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但是土地国有、外汇管制和五年计划等措施着实让当时的西方政治家大为不解。这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面，然而中国也有着资本主义的一面。即使共产党人也会赤裸裸地追求利润，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没有政府会议和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竟然对外出租，福特公司就曾经租用过人民大会堂来开新车发布会，美国食品业巨头肯德基也租用过人民大会堂为第2100家店进驻中国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西方经济学家们面临极具讽刺性的一幕：一方面中国积极响应了全球化的趋势，开放市场，然而中国的执政党却信仰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它毫无顾虑地利用了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它又牢牢抓住经济大权不放手。前些日子中国工商银行成功上市，创造了资本市场的神话，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交易所的投资大概在220亿美元左右，工商银行股票价格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但是管理大权中央政府却依然牢牢抓着不放。另外全国最大的三家电讯营运商也被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国这个没有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向西方的民主国家展示了中国解决问题的高效率。难道中国的成功彻底打破了人们以前对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无法合作的界定？
中国称这种特殊现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到底“中国特色”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言而喻。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繁荣富强，无论政治和经济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影响久远，然而1842年中国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自此有大量保皇派开始寻找救国的良方。后来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后来邓小平提出了“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论断，并于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开始解放全国人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吃饱饭”是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公社允许农民自主决定耕种作物。由于中国实行农业化时间不算太长，这样做还能使农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耕作。
靠什么“走出去”？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的企业去国外学习技术，购买外国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为此草拟出一份清单，让所有的商人都清楚具体的投资领域。中国的计划实施得很成功，有时甚至会超过计划制定人的期望，联想集团于2004年底购买了IBM的私人电脑业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然有时也会有不成功的例子，例如2005年中石油集团打算收购美国尤尼科。虽然中石油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没有选择正确的时机，而且引起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尽管如此共产党依然坚持走这条路，商务部工作人员的抽屉里都有一份详细的目录，上面记录着哪些领域应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就包含了飞机制造领域。
整个中国都一心谋求经济发展，寻求技术进步，尤其在广州、深圳更能体会到这种趋势。广州和深圳是中国80年代经济腾飞的起点，在通向香港的高速公路两旁工厂林立，他们的产品大多是廉价的纺织品、电线和插头。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美国IBM 公司就把他们的配件采购中心搬到了这里。在这些工厂的车间里大量工人在辛苦地劳作着，大多数是妇女，其中有很多看起来依然稚气未脱。厂房旁边就是公寓，公寓里杂乱地放着几张床，从外面看上去整个公寓被晾在窗口的廉价衣物遮得严严实实。在这里工人的忍耐力超乎寻常，几乎不会发生工人罢工的情况。在中国罢工是非法行为，1982年共产党把工人罢工的权力从宪法中删除，因此工厂的头目只需要打个电话就会有警察来处理。
“与时俱进”
为了提高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效率，每年政府官员都要在中央党校集中学习一个星期。中央党校也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现在中央党校聘请哈佛大学的教授来讲授政治和经济理论，每年大概有300名党员来这里学习。他们大多身着阿玛尼西装，而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山装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后进一步扩充了党员队伍，取消了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的禁令。中共此举完全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1998年起国有企业的数量为238000家，到2003年国企数量下降到150000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像是一场试验，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如中国的资本主义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共产党也没有明确给出官方的答案。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共产党地方领导人总是和颜悦色地接见农民上访代表，征用农民土地而付给的补偿费用却少得可怜。据中国官方统计，2005年一年共有87000次社会暴乱，大多数则发生在农村。
德国的政治家和商人却对此知之甚少，他们每次到中国参观时都会感到非常惊讶，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如此之高，政府决定执行速度如此之快，人民是如此配合政府进行改革。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只要政府下令，事情进行就会顺利很多，土地迅速被征用，房屋也迅速被拆掉。有传言说政府的指令过于软弱，地方大型国企或政府可以联合对抗政府指令，虽然政府有红头文件，但是具体的执行过程还是由当地主管说了算。这也是中共为什么一直不能改善采矿业劳动状况的原因之一，虽然温家宝总理曾经含着泪花痛下重誓，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却依然收效甚微。
国有银行坏账成堆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之一，人们一直在猜测经济泡沫什么时候会破碎，这已经成为外国商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之一。但是银行牢牢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而且中国还有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还可以继续增长几十年，但是即使中国维持现阶段的增长趋势，而且避过大风险，中国的红色董事们也会面临危机，因为中国企业如联想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终究有一天会选择脱离政府。
德国《明镜》周刊
作者：Andereas Lorenz
Wieland Wagner
2007年1月
编译：佟文斌
(责任编辑：丁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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