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鼎：到海相地层去找油气

    □ 本报记者 任 意

    人物简介

    刘光鼎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在应用地球物理方法寻找油气田、研究地质构造、研究海洋地质等领域多有建树,形成了独创的学派。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2年获“竺可桢野外工作奖”,1993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记者：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您基于海相沉积生油理论提出的“关于中国油气资源第二次创业的建议”,获得了第五届中国科协优秀建议奖一等奖。据我所知,50年前,我国是在陆相沉积生油理论的指导下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而这顶“帽子”好像正是因为海相沉积生油理论才戴上的。

    刘光鼎：曾经是这样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油气田都是在海相沉积地层中发现的,中国大部分是陆相沉积地层,所以国际石油界有“中国贫油论”之说。但是,中国地质工作者却在陆相地层中发现了玉门油矿,并在四川、陕北的研究中建立了陆相沉积生油理论,全国解放后依靠这一理论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辽河油田,“中国贫油论”不攻自破。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油气勘探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经历了第一次创业,到20世纪80年代原油年产量达到1.67亿吨,天然气年产量达241亿立方米,分别位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十五位,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能源保障。

    可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油气勘探,再也没有大的突破。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石油消费却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石油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世纪末,我国预测的石油资源量是940亿吨,当时仅探明了22%；天然气是38万亿立方米,仅找到了7%。按照这个预测,我国油气资源潜力巨大,还应有七八成的油气资源深埋地下。所以我认为,中国油气勘探的出路在“二次创业”,也就是说要调整思路,到海相地层去找油气,理论依据自然是海相沉积生油理论。

    记者：这有可能吗？

    刘光鼎：完全可能。从理论上来说,从中晚元古代经古生代到中生代,我国的海相碳酸盐岩分布十分广泛,其中有机质生烃的条件,要比湖泊、河流、沼泽的陆相沉积优越,至少生物繁殖要比湖泊丰富得多。虽然古生代海相地层会遭受中生代多期造山运动的破坏,导致其中的油气藏受到剥蚀和破坏。但是肯定会有残留盆地,或者没有受到破坏的部分,其中一定蕴藏有大量的油气资源,所以只要保存条件好,古生代海相残留盆地,就会比陆相碎屑岩盆地更有利于油气的生成和储集。

    记者：在实践中,海相油气勘探是否有进展？

    刘光鼎：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展。1996年,胜利油田胜海古二井在2900米白云岩风化壳中,钻遇工业油流,获日产原油1059吨的喜人成果。接着,大港油田在千米桥地区钻遇古潜山,获日产千吨井。与此同时,在塔里木盆地找到储量达10亿吨以上的塔河油气田,也是在古生代地层的重大发现。最近在四川普光也找到一个大气田,储量在2500亿立方米以上。大庆以东的徐家围子在侏罗纪火山岩里发现了天然气,初步估计其储量为1000亿立方米。这些成果都是在海相沉积生油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印证了海相残留盆地成油气藏理论的成立,同时也证实了中国海相残留盆地有丰富的油气藏。

    记者：推动海相油气勘探当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刘光鼎：海相油气勘探不受重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理论上对海相油气资源的形成演化缺乏认识。起初我们只是认识到古生代海水退出中国大陆之前会有广泛的碳酸盐岩沉积,其中大量微体古生物会在埋藏中转化为石油天然气,但是,没有认识到中生代期间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等多期造山运动的强烈挤压、改造,以致古生代的油气藏受到严重剥蚀与破坏。贵州东部的麻江古油藏就是一个储量达10亿吨的古生代大油田,但是,在遭受中生代多期造山运动的破坏后,全部油气资源都逸散掉而无法利用。但是麻江古油藏也给我们另一个启示,是否有未遭破坏的古生代油气藏？或者即使遭受到挤压、改造,却未受到抬升而暴露于地表的古生代海相残留盆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华北、塔里木这些大型沉积盆地的下面,就可能保存着残留盆地,尽管它们可能已经失去盆地的几何形态,但只要保存条件良好,就可能储集油气。此外,关于海相油气勘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也有缺陷；在设备和技术方法上,缺乏解决这种高难度问题的准备。

    记者：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我国油气勘探的前景？

    刘光鼎：我国以前的石油勘探,主要是在新生代陆相盆地中进行的。这比起在海相地层中形成的石油天然气来,储量要小得多。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有可能发现大油气田。

    主持人：陈建辉 电话：(010)58392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