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延信：用半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很多伟大的事情反而是一些小人物做到了，他们做到的惟一原因，是他们有一颗伟大却朴素的心

谢延信给岳母梳头　焦作煤矿供图

　　最近一年里，55岁的河南矿工谢延信正成为方圆上千公里内的“大名人”———这个个头矮小，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的“小老头”，他的头像正被印成海报在中原大小城市张贴，以他命名的展览馆也已开门接待参观者，甚至他还确定将走进人民大会堂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内退前只是一位常年在192米井下工作的普通采煤工，最后的工资也仅是631元；他没有井下舍身救人的壮举，也不是先进劳动技能的发明者，甚至缺乏一技之长，目前中风初愈，工作档案的奖惩栏上空空如也。

　　谢延信似乎只做了一件事情。他用半辈子———33年时间———照料病中岳父母及呆傻的妻弟，一度被邻居视为“傻子”、“固执老头”、“得不偿失”，但当了33年“傻子”后，几乎所有人都被感动了———“我真的做不到他那样”。

　　谢延信的老家安阳，殷墟的所在地，自古就流传着“二十四孝贤”的传说，现在，他的名字被同样流传，人们总是习惯地加上一个前缀：“大孝至爱”。

　　“我走了，这家就破了”

　　岳母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关节炎，冬天的时候连一滴凉水都不能碰，呆傻妻弟常常一出门就忘了回家，大小便总是粘满一身。他已经27岁了，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几乎没有机会回老家相亲，何谈续娶

　　“33年如一日”，纸上轻巧，但谢延信却如口含铁榄，沉重得落泪。

　　1974年，谢延信的妻子谢兰娥因产后风撒手人寰，撂下了4个待照顾的人———嗷嗷待哺的女儿、年迈的岳父母和一个呆傻的妻弟。听着谢延信含泪许下的“我替你把这个家撑下去”的承诺，妻子欣慰地合上了双眼。

　　当时的他，22岁，并不是一个能挑大梁的汉子———初中毕业，学业一般，几乎没什么手艺，只编得一手好竹篮，但不足以养家糊口，在小学老师谢元亮眼里，是一个“不爱说话但有同情心”的老实人。丧妻之痛，改变了谢延信随后的生活。他当年的挣扎或犹豫已无从还原，哥哥刘延胜第一时间奉母亲之命去焦作看他，要他回来续娶，在焦作煤矿招待所那间只有七平方米的屋子里，谢延信说，我走了，这家就破了。1974年到1979年，他在焦作煤矿附近的一家窑厂打工，干着将土坯烧成砖瓦的重体力活，这里距岳父家十里路，谢延信时常骑着一辆二八式永久牌自行车来回。彼时的煤矿尚是万众羡慕的第一线工人，身为矿工的岳父还能支撑家庭，直到1979年，岳父脑中风，瘫痪在床，多难的家庭至此濒临崩溃。

　　岳母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关节炎，冬天的时候连一滴凉水都不能碰，呆傻妻弟一出门就忘了回家，大小便总是粘满一身。谢延信的日常生活由此定格，他白天烧窑，晚上回家做饭、洗衣，伺候岳父翻身擦洗，再替岳母烫脚按摩，还有妻弟，得一口一口地喂饭。

　　当年遗留下来的一本钢笔字帖上，留着他曾摘抄的一句俗语，“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恶名背到老”。如今，则归为一句简单的话，“不管，咱没人性。”

　　谢延信一辈子在焦作打转，没坐过火车，没去过省城，最简单的乡土生活教会他的也正是这最朴素的是非。当然还有他对前妻的一份承诺。

　　1980年代初期，依照当时产业政策，矿工工作可由子女顶职，岳父的内侄们闹着上了门，岳母是个明白人，质问侄子们，“我们生病这几年，你们谁来端过一碗水啊？”

　　职位最终留给了女婿，这令内侄们大光其火，从此撒手不管，老人在老家的屋子也被扒了，断了回乡的退路。

　　当时煤矿的劳资科长程兆太不放心，他见惯了后辈一顶职就弃长辈于不顾的事情，寻思着让谢延信立个赡养保证书，他记得那天，谢延信几乎跪下，声泪俱下，终于没忍心。

　　为了告慰岳父母，1983年谢延信提出改姓。在安阳滑县老家，家族讨论会从晚上8点一直开到凌晨1点。族长刘延丕坚决反对，认为“愧对祖宗”，但无济于事。事隔多年，他说，“小亮（谢延信小名）也就是知会我们一声而已”。

　　20多年后，程兆太几乎忘了下跪的细节，等看到报纸上宣传老谢了，觉得“真是个汉子，一言九鼎”，现在，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每位记者讲述上述细节。

　　80年代的矿工月收入约为50余元，这甚至高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但摊上两病一残的家，依然捉襟见肘。

　　二十年里，焦作煤矿历经行业的起伏和大时代环境的变动，投射在这个近乎卑微的家庭，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和拮据。

　　谢延信的生活就像苏打水，清淡而寡味，当同龄人竞相寻找出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时，他却必须困守这个破碎的家，无心亦无力。他烟抽得厉害，有一次下井，忘了掐灭烟头，被罚了五元钱。

　　化解艰辛的方式只能是节俭，再节俭，“吃穿不问好歹”，有些时候令人觉得不近情理，他高血压多年了，却一直吃着醋泡花生米的偏方来治疗，最终还是中风了。

　　对老人却是一丝不曾亏待，有段时间，矿上给予下井矿工的午餐补助是两个烧饼和两个鸡蛋，谢延信总是省下鸡蛋塞在内衣里，下班一回家，就把带着体温的鸡蛋给老人送上，岳母几次号啕大哭。当年的一位工友回忆说，“掘进那活，得端着几十斤重的钻头好几个小时，老谢吃那么点，怎么撑得下来的？”

　　如今，被街坊们津津乐道的细节包括，岳父瘫痪在床17年，临终时，邻居帮着擦身换衣时，竟发现老人浑身没有一处褥疮，“若不是每天擦洗翻身，怎么能这样？”

　　邻居们还能看到的是，但凡晴天，谢延信总是背着岳父出门，拿着板凳，伺候老人在旧招待所门口晒太阳，“17年不间断，细节见真心”。岳父患上肝硬化、癫痫等病后，大便时常干结，谢延信就用手一点一点地往外抠，后来还使用钢笔帽为岳父往外抠以减少老人的痛苦。在他的悉心照顾下，临终前老人居然能扶着墙走上一段路了，煤矿的医生说，缺医少药的条件下，这是个奇迹。

　　岳父还喜欢豫剧，谢延信记在心上，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收音机，这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电器，隔壁邻居对此唏嘘不已，“老谢平(谢平新闻,谢平说吧)时连一个水果都舍不得给自己买。”街上的小青菜才1毛钱1斤，他都宁愿在煤矿的荒地上开垦种菜，从不上街，偶尔去也是专捡不花钱的菜帮。

　　1996年，岳父去世后，因为经济所限，骨灰一直没有下葬，1997年，矿上领导去家里看望，谢延信指着骨灰盒，“家里最值钱的就这个了，150块钱”。他想了好多年，希望在附近的公墓买块墓地，让老人入土为安，但这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岳母今年84岁了，住在最大的朝阳的房间里，装着家里唯一的暖气片，窗户缝隙被特意用一排砖头堵上了。记者问，女婿好吗？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说，“不好我能活到今天吗？”

　　她的呆傻儿子，乐呵呵地坐在母亲身边，被问起谢延信，不停地重复，“亮哥，好，亮哥，好。”他脑子里装不下太多词汇，而这两个最简朴的词汇的含义是对等的。

　　谢延信此时就坐在隔壁阳台凑合出来的卧室里，面对着记者“这样的日子算幸福吗”的追问，他中风初愈，努力咬准着字音说，“不生气便是福，在一块就是家。”

　　“我尊重我爸，理解他的选择”

　　如今，所有的埋怨都已化解，刘变英自己身为人母后，终于与往事和解。“我尊重我爸”，她开始理解父亲的选择，几乎家徒四壁的家里，关于父亲事迹的宣传海报，贴满了床边的墙壁，和自己儿子的奖状一样，令这个农村妇女引以为傲

　　1984年9月，经人介绍，独身已10年的谢延信终于有了第二场婚姻，对象是同村的妇女谢粉香。后者的经历生活亦很坎坷，前夫去世后，一直自己辛苦拉扯着两个孩子。

　　如果以通行的互敬互爱为标准，这场婚姻缺少太多温馨的细节。事实上，夫妻婚后便长期分居两地，谢粉香在老家滑县照顾老谢父母和子女，而老谢则继续留在焦作伺候岳父母。

　　这个会在正规场合佩带毛主席像章，在家里供奉毛主席画像的农村妇女，对身边的的丈夫常常表现出善意的责怪。

　　她说，结婚时，才花了100块给自己买了两件衣服，办酒席时，竟还穿着补丁的裤子。如果追问，丈夫这么多年还买了什么礼物，她往往会陷入沉默，半晌后会补充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细节。

　　有一年，谢粉香故意偶尔耍了点性子，偏要老谢给自己买双袜子，老谢拗不过答应了，结果真的捎回老家两双干净的袜子。后来才知道，袜子竟是前妻的遗物。如今她会嗔笑着说，“那会他还没中风呢，装着脑子不好使。”

　　2004年，谢延信突发脑中风后，谢粉香专程来焦作照顾他，刚刚搬进集资房，谢延信说什么也不让谢粉香靠墙睡得太近，“墙刚刷，还没干，有潮气。”听者以为这是丈夫关爱妻子的表现，谢粉香却一本正经地解释：“那是怕我身体不好给他添麻烦。”

　　许多时候，连架都吵不上，谢粉香说，他就是闷着不说话，从焦作偶尔回老家也没安过心，尽惦记着矿上的那个家。

　　在十年前的中部农村，以各自的处境而言，这实是一个同病相怜的结合。谢粉香说，“当时就图他照顾老人，心好，不会亏待我的孩子。”

　　这种朴素而纯粹的愿望，得以令这个外人看来“关系复杂”的家庭，和谐地支撑到现在。将心比心，她在为现任丈夫骄傲的同时也承认，“顾了别人，而忽视了自家。”

　　在老家滑县，邻居们会说，不是谢粉香，老谢顾了岳父那家，自己的家就毁了。

　　如今滑县离焦作煤矿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在20年前，谢延信骑着二八式永久自行车，需要整整骑上一天。为此，回滑县也构成了对他的挑战。

　　邻居们直至最近才知道他改姓的事情，他的侄子曾有三次去矿上找他，问“刘延信”，答无此人。

　　小女儿刘凤霞是谢延信和谢粉香所生，她甚至记不得某一年春节家人团聚的场景，她说，“一个月不见母亲，很想，但是半年不见父亲，一点概念都没有。”

　　老家的房子要翻新，谢延信的贡献是500块现金，几乎没回来露过脸，村里人看着孤儿寡母深夜里拉土方奠地基，数落着谢延信一百个不是。

　　现在，在滑县，这个谢粉香独力操持的家里，记者试着询问，家中可有什么物件是父亲添置，子女的回答总是尴尬的摇头，最后找着的是一件编篮，由塑料包装带交替错结而成的工艺品。

　　这玩意是谢延信唯一用以交际的工具，在焦作矿上，他的对门邻居和社区的同志，的确很多人家里存着类似礼物。

　　记者很难找到一张这个复杂家庭的全家福，事实上根本就没有。

　　大女儿刘变英倒是留着和父亲惟一的合照。1994年新婚后不久，她带丈夫去焦作看望父亲，父亲难得陪着小夫妻去了趟十里之外的人民公园，本来是没带相机的，竟巧遇到了一同村的姑娘，才留下了这张合照。

　　照片上的谢延信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围着围巾，与女儿显得生分。

　　对于这个前妻留下的女儿，父亲是充满着愧疚的，出生40多天，就被送到了老家，没有奶水，从邻村借来了羊，竟是靠羊奶喂养大的。

　　大女儿的眼睛至今看东西，会重影模糊，这缘于小时候的一次事故，因为父亲不在身边，错过了治疗。

　　如今，所有的埋怨都已化解，刘变英自己身为人母后，终于与往事和解。“我尊重我爸”，她开始理解父亲的选择，几乎家徒四壁的家里，关于父亲事迹的宣传海报，贴满了床边的墙壁，和自己儿子的奖状一样，令这个农村妇女引以为傲。

　　一位真实的“小人物”

　　回来的车上，他摸索来摸索去这透明的奖杯，从来没见过，终于忍不住，问矿上的干部，“兄弟，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半辈子为赡养生活所累，属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便显得奢侈。据说谢延信年轻时疯狂喜欢武侠，如今还记得《岳飞传》的名字，还据说他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缺了封面的字帖里，有一些模仿毛体的钢笔字迹，却是一些俗语摘抄，比如“不明之财不可收，昧心之食不可吃”。

　　焦作煤矿的张书记说，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惟其如此，他的人和事才“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矿上的宣传干部赵国堂，目睹了谢延信出名前后的经历，不无感慨，“本色不变，许多时候可爱，又真切。”

　　至今，谢延信仍不习惯出镜和讲话，他拙于言辞，人一多就会掌心出汗，记忆因中风受损，总是憨厚地笑对话筒，“没啥，没啥。”

　　2006年10月，他去焦作作报告，市里领导特意安排他入住迎宾馆的总统套房，当时的照片显示，老人颇不习惯，僵硬着身板，蹭在床沿。这天晚上，他抱着外孙，愣是没睡在床上，窝在沙发里一晚。

　　也是这一年，当选河南省敬老模范，要去省城郑州领奖了，第二天，他腼腆地问宣传干部，“你嫂子也想去，中不？”这是他出名后唯一的一次额外要求。

　　矿上见他没像样的衣服，决定送他一套，在商场里，问喜欢什么样式，谢延信都是“中，中”，最后从上到下，从衬衫到皮鞋袜子，全买了遍，才花了490元。对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老谢憨厚的笑，一声不吭。

　　这双皮鞋，后来在他接受中央新闻采访团采访的时候穿上了，一看鞋面浅浅的折痕，就知道平素根本就不怎么穿。

　　那个时候，他已经中风过，脑子反应迟钝，宣传干部临上奖台前，提醒他别忘了对领导说谢谢，别忘了转过身时举起奖杯示意。结果一上台还是忘了，下面的干部急得直示意，老谢才突然醒悟似的举起奖杯，两只手臂伸得笔直。

　　回来的车上，他摸索来摸索去这透明的奖杯，从来没见过，终于忍不住，问矿上的干部，“兄弟，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今年，矿里为了更好地宣传其精神和事迹，提议办一个谢延信事迹展览馆，许多实物临时从他家里借用，并开了清单。

　　结果，他还是忘，成天在家里找镰刀，找收音机，后来看到用铁丝锯条做成的菜刀还在，视若珍宝。

　　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不宽裕，有一次，在焦作市参加完“河南文明家庭”的颁奖晚会后，矿上领导问他想吃什么，谢延信说，吃碗面条吧。后来矿上出钱，犒劳了一顿北京烤鸭。这成为他那段时间里最津津乐道的荣光，时不时摆在嘴边，“我吃过北京烤鸭了，我也坐过大饭店的圆桌了。”

　　社区服务中心出于爱护，给他家里重新粉刷了墙壁，河南冬天冷，原来的破窗户呼啦呼啦地透着冷风，又给他安装了封闭性能好的铝合金窗户，这几乎是二十余平方米的家里最具现代化的特征。

　　阳台被临时改成了小房间，小女儿刘凤霞到焦作打工时就住在阳台上，家里太小了，憋得慌，和男朋友才认识四个月，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嫁。

　　各级领导不时来探望，于是家里多了洗衣机和彩电，但记者采访时，这些家电原封不动地摆着，他说，“吃穿不问好歹，习惯了。”

　　实际上他的身体正日益衰老，并且不可遏止地被病痛折磨，工作的轨迹也印证了这点，他从井下的掘进工，拿着铁钻在水花四溅中钻击煤层，到运输工，将井下矿渣用轨道车运回地面，再后来到了井上，最后只能看管矿上的泵房了。

　　工会的领导曾上门劝他申请救济，结果申请书都写好了，还是没有上交。赵国堂说，他很自尊。

　　这之前，焦作煤矿效益连年滑坡，大批工人下岗，并无显著业绩的谢延信曾在其列，他硬是不求人。若不是当时的煤矿党委书记及时干预，他在物质上的窘境或许更糟。

　　矿上竭尽所能地给予照顾，最新的一份工作是安排其在机电房里接听电话，以传达井下状况。除此，公司的领导有点为难，“我们不能因为他成了典型，就给予特殊照顾。”

　　谢延信很清楚这点。邻居有时会在后面撺掇，“趁这机会，给你的孩子寻份工作啊。”小女儿迄今还在婆婆家赋闲，被问起为什么不劝父亲去求下领导时，这个才21岁的姑娘说，“我爸爸不会的，说了就不是他了。”

　　谢延信不说，他只埋着头去做。但荣耀还是不期而至：现在，他很有可能成为焦作煤矿108年历史上的又一位风云人物。

　　半个世纪前，焦作煤矿的刘九学，曾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浩大的“刘九学安全生产运动”；矿上的采煤班长丁百元，去世后亦成为中国煤炭博物馆里的七尊矿工铜像之一，默默地看着这位姓谢的憨厚晚辈名扬天下。

　　（《焦作日报》记者许伟涛、赵晓(赵晓博客,赵晓新闻,赵晓说吧)晓对此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有种爱，无法衡量

　　焦作煤矿的宣传干部赵国堂是第一个发现谢延信事迹的人，1985年起，他和谢延信一家相邻而居，住在煤矿的旧招待所里。

　　12年后，他写了第一篇6000字的稿子《爱心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发在《焦作矿工报》周末版第一版上，40元稿费。这一年，谢延信第一次获得奖励，在焦作矿务局举办的家庭美德演讲会上，他的经历被写成了感人的演讲稿，获得了二等奖。他是十位获奖者中惟一的男性。

　　然而，从1997年到2006年，整整十年时间里，谢的事迹只止于矿区间的口耳相传，赵国堂写过很多相关稿件，投到全国各个报社，结果采用寥寥。

　　他说，最大困扰在于，许多人都怀疑事迹的真实性，或者真实程度。孝敬，这个最为朴素的传统美德，何以一度成了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事情？

　　类似的对真实性的困扰，即便在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走进焦作的初期，一度依然顽固地蒙蔽着我们。

　　一位同行采访半途，近乎绝望地说，这简直不是正常人所为，他图什么啊？

　　我理解他所说的正常人所为的指向，如果真的以“利益衡量，得失比较”这个现今要多流行就多流行的逻辑去考察，会得到什么结论？

　　谢延信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领导干部，没有太多身份和面子的顾虑，他生活拮据、自顾不暇，远非生活无忧后而滋生怜悯，前妻已经去世，他也另有家庭，偶尔嘘寒问暖可以，何必日日伺候？两个体弱多病的老者和一个傻子，又能给他的照料回馈什么？

　　古语尚有“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他们之间并无血缘维系？

　　我们走访了老谢的邻居、工友、领导、家人，出于朴素的爱护，他们反复言说的总是“好人、了不起”一类的形容词，甚至连抽烟的嗜好，也被刻意忽略。老谢的中风后遗症，使得记忆衰退，反应迟钝，他已经无法直面这些近乎残忍的追问。

　　采访过程中，最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谢延信顶替岳父获得矿工一职，许多记者包括我一度相信，这才是最真实的逻辑。在经济动力充溢社会角落的今天，利益动机常常被视为最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赵国堂反问我们，为了换回一份矿山工作，何以解释33年的存在？一个如果一开始就打着得失算盘的人，难道连这简单的算术都不会？

　　事实是，老谢付出的代价太多，他的生活因为两位老人的存在而拮据困顿，他失去了像同龄人一样在经济巨变的时代中，寻找其他出路的可能，他甚至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满怀愧疚，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亏欠他们的。但他又的确改变了太多。

　　在安阳滑县的谢的老家，这个中原最为普通的村落，我曾试图推开一户人家的门，随意走访。当地的一干部拦住了我，善意地说，别去，那是傻子人家。回来的路上，在村口，我还遇到了另一位傻子，鼻涕满面，惊恐地站在路边，身上的污垢几乎遮住了衣服上暗色的花纹，村民们遇之则远远绕开，我亦如此。

　　我突然就想起谢的那个妻弟，那个只会念叨“亮哥，好，亮哥，好”的傻子，衣着素净，脸上的神情安详满足。

　　赵国堂曾对我说，我用12年的时间才考验出一个真相，言下之意是，你们却用7天在寻找一个虚妄的动机！他有些生气。

　　这句话，被我忽视了许久，直到最后，我才释然，并开始自责。（录入：陈利明）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