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不能让全世界为美国埋单

    本刊记者　李鹭芸　　

    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约了很久，终于专访到了樊纲。

    与一些公开场合见到的樊纲不同，此时的他脸上少了几分惯有的深沉，却多了几丝疲惫。由于连日奔波于欧美经济会议与论坛，他双眼中带着血丝，但衣着依然整齐得体，宽宽的额头一如既往地闪烁着智慧。

    2006年8月，樊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一委任，不仅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反响，被誉为“沉浸书斋十年的厚积薄发”，更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这显示了中国政府意识到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与全球市场沟通政策方面越来越重要，同时认识到，听到独立声音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樊纲被英国《展望》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众知识分子，因为“他了解中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或者中国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预警经济是我的工作”

    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樊纲不是“经济过冷”就是“经济过热”的声音有些刺耳。他提的政策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早在1995年，樊纲就提出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应采取启动内需的政策。他曾撰文提议发行地方长期建设债券，以维持需求的增长；到了1998年，政府终于开始发放国家债券，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建设。

    “这是我的工作，如今预警经济过热，和当年提出过冷一样。”樊纲自信地说。

    2003年，樊纲是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7月，非典刚刚结束不久，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但樊纲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提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时至今日，樊纲还记得数据以外的细节：“‘非典’的气氛还没有完全褪去，满世界已是工业机器的轰鸣声。” 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便开始要求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不再新批几类大型生产建设项目。“我希望中国经济形势好，但不要过好，热本身没什么，我担心的是过热之后长期变冷。”樊纲忧心忡忡。他的声音总是直接地向另一种声音的峰巅上“砸”过去。

    “学者要把真话讲出来”

    这位曾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和哈佛大学深造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上世纪90年代，就以传播现代经济学思想而著称。

    1953年，樊纲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深植根于这位后来的中国高层智囊的脑海中。

    小学刚毕业，樊纲就赶上了“文革”。上中学时，每天的必修课是《毛主席语录》，其他文化课几乎没上过。当数学学到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樊纲就“初中毕业”了。

    由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樊纲不能参军，不能上大学，先是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锻炼，6年后又插队到河北的围场县农村。到围场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着诸葛亮发明的木轮车拉土。正是这段上山下乡的经历，让他开始了解真正的中国，点燃了樊纲研究经济学的热情。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樊纲填报的三个大学志愿都是经济系，“因为当时读了不少的经济类书籍，看到当时农村那么多经济问题，觉得也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经历了土插队的樊纲继续“洋插队”。在中国社科院读博士期间，樊纲以访问研究员身份，赴美深造。出国后，樊纲最大的体会是震撼，“看到人家的商业发达程度，才真正明白我们在经济上的差距。”

    1989年，樊纲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是大陆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1991年，他的论文《灰市场理论》由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独到而精辟的分析，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他出版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

    如今他头上有着众多头衔，包括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的顾问。但谈到这些，樊纲轻描淡写地说，“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做的经济发展研究。前阵子世界银行新行长上任时，还召集了包括我在内的世界上11位经济学家开会，要研究如何将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经验应用于非洲的发展。”

    在如今的樊纲看来，经济学并不玄乎，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一直坚持把自己定位为理论家――将所有社会与自然的因素纳入自己的分析，更多、更深入地关注基本层面和趋势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有人看了我的研究报告发来邮件，说对于某个问题听了我的观点，有些悲观……但学者就是要把真话讲出来，要把残酷的现实摆出来，让公众和政府做好思想准备。不能有幻想，有幻想就会出问题。”

    “劳动力转移才是根本问题”

    插队的经历，让樊纲对农村问题有了更切身的感受。“中国的劳动力还有40%在农村，这部分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劳动力市场转移，激烈的竞争造成了我们80%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较低。门外的人排着队等就业，门里面的人工资就很难提高，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发展低端产业是目前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樊纲的声音又有些另类。近几年，不断有学者提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往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即高新技术研发和终端销售环节，但樊纲却坚持现在仍然不能丢弃价值链中的低端产业。他对记者分析：“农民迈向城市的第一步还是要靠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因此还要发展低端制造业。中国如果排斥这些低端产业，农民的劳动力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社会发展就会停滞在农民问题上，收入差距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樊纲说到这里，语速很慢。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不完善、腐败问题是造成贫富不均、收入差距拉大的关键，但樊纲认为这只能解释高收入阶层收入为什么高，而不能解释低收入阶层收入为什么低。“设想一下，你可以把腐败分子一下子都杀了，却不能在一年内创造出两亿的就业岗位。你可能一下子把世界就业份额都挪到中国来吗？不可能。”说得激动，樊纲脸上微微泛红。

    “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问题，这也体现在‘十一五规划’中，要每年从农村转移劳动力900万，这是我们解决农民问题能做的实事！”樊纲顺手拿起桌子上的纸和笔，画起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趋势图。“等到留在农村的农民年收入与外出打工的收入基本持平时，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就会逐步上涨，收入差距就能从根本上缩小。”

    在樊纲眼里，没有孤立存在的群体，更不能孤立观察某一事件，要分析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要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国际经济的大视野中来审视。

    为什么人民币只能小幅升值

    2006年11月7日，樊纲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未来几周有关“中国冲击论”的言论可能增多，预计美国国会将利用这一事件重新挑起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战役”。樊纲化经济学理论为武器，正努力地化这场“战役”为无形。

    在他的分析中，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在于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货币供应过度。因此美国国会的批评应把矛头指向真正所属，而非压迫人民币升值。

    谈起货币问题，樊纲一脸轻松，仿佛什么都在预料之中。出于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全盘考虑，樊纲赞成继续以一种有序的方式重估人民币币值，“人民币小幅升值，就是中国对全球不平衡状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不能让世界上最穷的人即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来负责解决由世界上最富的人所造成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为什么看中您？

    樊纲：我是研究宏观经济的，而货币政策属于宏观经济政策。

    记者：在您的一些演说中，都提到人民币升值问题。为什么人民币一定要升值？

    樊纲：人民币逐步升值不可避免，原因是美元要贬值。根据美联储自己的报告，60%的美元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美国人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买东西；多发货币，就可以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风险也会由全世界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共同分担。

    美国多发货币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美元不断贬值，而且贬值从来是对美国有利的。美元是国际货币，它的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人民币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元为标准的货币体制一天不改，我们与美元的摩擦就不可避免。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逼日元升值时，日本劳动工资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不到30%，而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工资差距还高达30倍。因此，我们与美国的贸易与货币磨擦，会比当年日美之间的磨擦更久。

    现在全球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不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币也需要适当主动的升值，通过适当升值来减少贸易磨擦，将磨擦中可能出现的损失最小化，以维护国内的外贸企业的利益。

    记者：但是您一直倾向于人民币只能小幅升值，为什么？

    樊纲：我绝不希望中国像一些批评人士要求的那样更为迅速地重估人民币。因为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损害中国的产业，说到底就损害了靠手工劳动优势存在的农民工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中国造成的，是美元的问题，是美元要贬值。人民币今天升值20%，明天它又逼你升值40%，没完没了。而且，我们目前还不能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如果大幅度升值，更多的投机资本涌进来就会有更大的风险。

    记者：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假如美元失去强势，不再作为支点，将面临什么问题？

    樊纲：美元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对国际货币市场起到了一个“锚”的作用，国际上流通的其他货币可以将它作为一个相对恒定的标准。但是现在，美元自身都频繁地浮动，这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作为“锚”的意义。去年8月，我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我最担心的不是美国的贸易赤字 ，而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这是产生全球不平衡状况、造成一切问题的原因。正因为美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贬值的后果需要全世界来承担。

    只要美元的货币体系不改，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现在是寻找“替身”的时候了。当年欧元的推行就是欧洲国家针对这一问题的对策。亚洲现在也在考虑亚元的问题，这是大势所趋。当然这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但只要这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总会面临同样的不平衡问题，不是中国和亚洲，就一定还是什么别的国家要面对美元贬值趋势所造成的混乱。　　

    链接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我国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具体职责是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

    此前，以金融专家身份进入该委员会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吴敬琏新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李扬新闻,李扬说吧)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余永定新闻,余永定说吧)，他们均是中国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