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给红包的习俗是怎样来的？
派"红包"是华人新年的一种习俗，华人喜爱红色，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与好运。
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根据华人的观念，已婚者就算成年），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因为它象征好运。因此，在分派红包的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不礼貌的做法。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饯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
新年红包送压岁钱的习俗
到了春节，小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得到大人们给的红包，俗称“压岁钱”“过年钱”。古代过年的时候大人们用红绳串起来一百枚铜钱，发给小孩子们希望他们长命百岁，又因为“岁”与“祟”谐音，能镇压鬼怪，也是给小孩子让他们用来贿赂鬼怪的，以化凶为吉，平安度过来年，所以称“压岁钱”。“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清代诗人在《压岁钱》的诗中描述过。由于铜钱和红绳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从来逐步用纸币和红包来取代，就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红包。现在的红包既包括压岁钱的红包又包括公司发送的福利红包和用于答谢别人给的红包。
发放"红包"是我们过春节的一种习俗，红色代表喜庆、好运、吉祥。一般是长辈发送给没有结婚的未成年人，里面的钱多少都可以，一般带6，60元、66元、166元等等，但是当着长辈的面打开红包是不礼貌的行为，这点要告诉小孩子们。还有的家长在除夕夜偷偷放在孩子枕头底下，在新年第一天让孩子有个惊喜，开心一年。在南方尤其是广州，他们称红包为“利是”，在清朝人们用一张形状与正方形相若的红纸，包裹铜钱，封作“利是”。 而第一代的红包袋，约于清光绪末年，印刷技术开始广为所用时，才得以问世。当时的所谓红包袋，做法非常简单，只以红纸印上黄油，再于未干的黄油上缀上金粉，效果就如现今烫了金字的红包袋般，而图案则多以简单为主，再配以吉利的字句。
关于压岁钱董易林还找到两个美丽的传说。
传说一，“年”是一种古代的吃人猛兽，磨牙吮血，庶民闻之丧胆。终于有神农氏手持盘状神器将其降服，时值农历十二月三十日。黎民百姓遂称这一天为“过年”，“过”字含有去除之意，过年就是去除猛兽之意。除夕夜，各家有小儿女者，用盘壮器具盛果品食物，以去邪、祈福，谓之“压岁盘”。后来，“压岁钱”取代了“压岁盘”。自纸币代替铜钱以来，便改用红纸包封，以示吉利。
传说二，传说古代有一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除夕夜里出来，专门摸熟睡的小孩子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就会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大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常常在除夕整夜亮灯不睡，这也叫做“守祟”。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妇俩老年得子，十分珍爱。在这年三十晚上，为了防止祟来侵扰，这对老夫妻不敢睡觉，用红纸包了几枚铜钱，逗着孩子玩。但随着夜渐渐深了，小孩子受不了，先睡着了，老夫妻年岁大，也熬不住，一看都已是四更天了，想来那祟该不会来伤害他们的孩子了吧！这对老夫妻便把包好的几枚铜钱放在他的枕边，睡了。可他们刚一睡着，一阵阴风吹过，黑矮的小妖就进了屋，就在他要用手摸孩子头的时候，突然孩子枕边发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逃跑了。很快，这件事就传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在大年除夕夜里用红纸包上钱给孩子，祟就不敢再来侵扰了。因而人们把这种钱叫“压祟钱”，“祟”与“岁”发音相同，日久天长，就被称为“压岁钱”了。【国际周易 董易林】
民俗学家说，压岁钱的祝福意义远高于流通价值
新华社沈阳２月１２日专电（记者魏运亨）过年给孩子一些压岁钱是我国的传统民俗。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乌丙安教授说，往昔的压岁钱饱含着长辈对晚辈的祈福求安，并不注重流通价值。许多现代人不了解这一民俗内涵，除夕夜给孩子巨额现金或银行卡 ，个别人甚至以压岁钱名义谋私行贿，这实在是对压岁钱本意的亵渎和异化。
乌丙安教授告诉记者，关于压岁钱的来由，民间曾有一些流传甚广的故事，比如说古时候有一个身黑手白的妖精，名字叫“祟”，每年除夕出来祸害小孩。于是人们就点亮灯火通宵不睡，并把铜钱放在孩子枕边以避邪，这就是“守祟”“压祟”，后来也称为“守岁”“压岁”。但这些传说于史无据，不足为凭。压岁钱的习俗真正始于何时众说纷纭。
据史料记载，至少在汉代就出现了专门用于佩戴玩赏的钱币状避邪品，其正面多为“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吉祥词语，背面则铸有龙凤、双鱼等图案。到了唐代，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宋元以后，过年给小孩子“压岁钱”已成为民俗。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明清朝代，民间普遍流行“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为什么压岁钱要用铜钱呢？因为铜钱是皇帝下诏铸制的，过去说皇帝是真龙天子，所以老百姓也认为铜钱能镇邪。７８岁的乌丙安回忆说，他小时候收到的压岁钱，往往就是一串康熙通宝或乾隆通宝，市场早已不再流通，但能感受到长辈的深切祝福。
乌丙安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压岁钱除了祈福求安之外还增强了流通价值。清代曾有一首题为《压岁钱》的诗中描绘说：“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压岁钱成了儿童的零花钱，这也无可厚非。但凡事要有度，如果以给多少现金、储蓄卡来衡量长辈的关爱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同年代 不同压岁钱
出生于 50年代初
压岁钱的象征意义快没了，只剩下流通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功利性。
那时候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做小孩的才会有属于自己的零用钱，也就是压岁钱。记得小时侯我只有一毛钱的压岁钱，而我两个弟弟分别只有六分钱和四分钱，我之所以可以比弟弟多一些压岁钱是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一年到头会帮父母做很多家务，煮饭、洗衣服、找猪菜都要做。可能是我小时侯比较懂事吧，我一毛钱的压岁钱都是拿六分钱给家里买半斤酱油，剩下的四分钱则买两个面粉饼一家人一起吃，不过父母都让我们吃，那个面粉饼和西北人的馍差不多，不过没那么厚、那么大。倒是两个弟弟会为了压岁钱的多少而不高兴，我父亲脾气比较急，眼睛一瞪他俩就不敢吱声了，可是过一会儿，他俩又会因为买东西吃分不均匀而争吵起来。我两个弟弟从来也没有拿到过一毛钱的压岁钱。1960年，我父亲为了养活一家五口人而要求下放到了农村，我们也就再也没有压岁钱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很贫困。在我们家附近住有一对夫妻，都是县里的领导，他们的小孩也只有五毛钱的压岁钱，不过在我们眼里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财富了。
出生于60年代
（一） 闻着炮香，含着香糖，身着新衣，看着大人们忙里忙外地赶做年饭，过年真是个好日子！当然，我们做晚辈的还能喜滋滋地捞“一笔”压岁钱呢。
粗糙的红纸里包着两块钱，那时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欢喜了。可以买很多东西啊，像黑而硬的水果糖，有三分一块的，有5分一块的；上面用红色绿色点了喜庆出来的米花糖，几分钱一个；一角钱可以买回一把五颜六色的糖豆；女孩子爱臭美，扎辫子用的蝴蝶结是必不可少的，有鲜绿鲜绿的，有粉红粉红的，非常亮气张扬的那种，随风飘在凛冽的严冬里，写意着几分喜气，几分温暖。小朋友们大多会有一个自己的存钱罐子，那叮当作响的硬币声承载着许许多多的愿望与孩童时代的梦想……捻着压岁钱，看一看，想一想，还真有些拿不定主意呢，最终还是把它小心翼翼地投进了存钱罐。
记得那时大年初一一大早起来，就是到枕头底下摸索，三十晚上睡觉后父母就把红纸包塞在枕头下了。初二穿了新衣服给亲戚拜年，姥姥舅爷叔伯大婶姑姑姨姨，一个个的头磕下去，回来时也有相当可观的收获了。有一年压岁钱收有十八块钱之巨，简直象是个富翁了。邻里小朋友之间的攀比也时时让人沮丧或者得意洋洋。邻居家有个叫红丫的女孩子，父亲在某机关做着个小官，出手“豪阔”，每年有数十块崭新的票子进兜，在小朋友们面前她总是趾高气扬的山鸡模样。她也不时地跑到附近小卖部买回一些糖果零食分给大家，俨然是我们这群鼻涕孩的头头了！而我们楼下的军军家，父亲是个残疾人，母亲身体不好常年病卧在床，家有兄妹三人，过年也没有什么新衣服穿，压岁钱就更没有指望了。他人总是不吭不哈地躲在角落里，远远地看着我们撒欢。在童年的记忆里，这刻录着某种人世的不平与炎凉的场景，久久印在脑海里。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一岁岁的大了起来，压岁钱也渐渐的多了，却难以找到小时候才有的那种欢喜了。直到有一天，我随朋友到他家里过年，有几个高高低低的小孩子上来给我拜年，我笑嘻嘻地给他们发糖果，孩子们还是缠着不走，我还不知觉，旁边孩子父母的脸色就有些不大好看的样子。朋友解围，从兜里掏出来钱来分给大家：“发红包，发红包。”两个孩子雀跃着去了。我看见那两张面额一百的钞票，愕然了一下，突然想起了在我枕头下压着，被汗湿的小手攥着的两块钱了……。
（二） 当时的政治色彩至今记忆犹新，但是这对压岁钱的影响不大，倒是因为物质的贫乏，以至于我每年过年得绞尽脑汁想办法怎么把压岁钱留在手上。
印象中母亲总是年三十夜把压岁钱给了我，也只有两三毛钱，到了年初一出门玩之前又给收回去了。上三年级时，我对钱有了概念，对母亲的这种做法不满。一放寒假我就跟母亲商量不要把压岁钱收回去，让我买一串鞭炮玩，再买一些豆子糖吃（一分钱有十粒黄豆般大小的糖丸），但遭到母亲的拒绝。不过我还是有办法，年三十跑到和我们家相熟供销社阿公那里先赊了一串一毛九的鞭炮、三根三分钱的不带橡皮擦的铅笔和二十粒豆子糖，年初一母亲按惯例要把钱收回去的时候，我把赊来的东西给她看，说这三毛钱得付给供销社。母亲当时气得想揍我，好在是年初一，我才躲过这场打。四年级过年时，我再去供销社阿公那里赊帐就不管用了，因为母亲有交代，但这也还没有难住我，我还是在吃完年夜饭后假装出门玩把那三毛钱给用了。大约是念初一的时候，我发现母亲特别迷信，便编了一个故事说，某人的奶奶说了，压岁钱是不能收回去的，否则小孩一年会多病多灾，母亲听后沉默了很久，也没有言语。不过从那年起，母亲就再也没有把给我和弟弟妹妹的压岁钱收回去了，这时我的压岁钱已经涨价到了五毛，到高三那年收过最后一次两元钱的压岁钱后就再也没有收过压岁钱了，因为母亲说我18岁了，是大人了。
出生于70年代的农村
1983年，我刚满8岁，上小学二年级。期末考试我得了双百分，捧回了一张奖状。娘很高兴。其实那一年娘都是很高兴的，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我们村实行联产承包的第一年，家里平时也可以经常吃上白面了。年货也比往年置得多。还没到过年，就吃了一顿饺子了。大年三十晚上，吃了饺子，在祖宗牌位前磕了头，娘笑呵呵地递过来一张崭新的2角票子：“乖，给你的压岁钱。今年不用再上交了，留着自己买耍货吧。”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过零花钱。压岁钱都是在手里停上一夜，第二天就乖乖上交的。拿着2角钱，感觉自己像个富翁一样。舍不得折旧了，把它平展展地夹在课本里，然后把课本压在褥子下面。半夜里起来撒尿，又翻开褥子看了看还在，这才安心地上床睡觉。到小卖铺和学校门口的小摊上看了无数次：火柴是2分钱1盒；漂亮的作业本是2分钱1本；1分钱可以买20个糖豆，买3个小鞭；就是我最喜欢的糖人儿，一个也不过3分钱。2角钱真是好大的一笔财富呢。什么都想买，却什么也没舍得买。一直没舍得花那2角钱。一直到了元宵节前，嫁在山西的姑妈很意外地带着表妹来走亲戚，娘毫无准备，手里没有钱给表妹压岁，就向我借了那2角钱。姑妈临走时，又给了我2角钱压岁。娘说你就留着吧，就算是娘还了你的。开学时买了1个带熊猫图案的本子，1根带橡皮头的铅笔，花了4分钱。后来又买了20个糖豆，用草纸包着，塞在枕头底下，吃了好长时间，最后都融化了，粘到了纸上。大约过了半年，爹生病住了院。娘到处借钱。我就从床后面墙洞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来，把剩下的1角5分钱给了娘。娘拿着钱，搂着我，哭了。
压岁钱，请回到象征意义时代
过年给小孩发红包，已经在不经意间“约定俗成”，成为国人的惯例。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人派给小孩的压岁钱也“水涨船高”，有消息称孩子每年收到的压岁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
除了呼吁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树立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观念、合理支配压岁钱以外，笔者认为：春节期间，大人给孩子派发压岁钱，不应该用数量多少来衡量，压岁钱的象征意义应该重于一切。一种全新的压岁钱观念有必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舆论应促使其形成。
在传统观念中：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则是由长辈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
时至今日，压岁钱的派发多采取后述一种形式，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往往变了味儿：长辈给晚辈“包利市”时摆阔，一掷千金，对这些钱的去向则不闻不问；有人给领导的子女包个“大红包”，变相贿赂；孩子们之间相互攀比，看看“谁收到的压岁钱更多”；更有甚者，有的小孩竟然大肆“挥霍”压岁钱，深圳一个“小孩”收到万元压岁钱后，去酒店点一桌不下2000元的饭菜招待“朋友”……
诸如此类的种种陋态，折射出我们对压岁钱这种并不新鲜事物的误读，都根源于国人对压岁钱这种传统文化的漠视。
压岁钱，在传统里只不过是春节时候的一种“文化图腾”，演化至今日，这种“文化图腾”的功能也不该变为某些人“创收”、“谋利”和“挥霍”的代名词。如果缺乏这种传统文化理念，不管我们的家长如何去引导孩子树立理财观念，“变味压岁钱”给孩子、社会带来的弊端也还将不断浮现，最终成为一个让人头痛、无解的大难题。
历经了无数风霜雪雨洗刷，已到了压岁钱回归其本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各位家长，给孩子派压岁钱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尊重压岁钱的传统象征性意义，而非盲目追求数量、派头。如果经济许可而又真的有心，家长不妨在给孩子们仅够“零花”的压岁钱之余，给他们送上一份全年的保险单、送去一套高质精美的书籍或文具、送上几张健身卡或者运动券……这样既能防范孩子滥用压岁钱，又能让孩子的前途更有质量和保障，何乐而不为呢？
在压岁钱“横行”的春节期间，我们着实无权也无力去干涉每个人应该派发多少压岁钱，因为这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但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孩子，防止一些压岁钱带来的弊端，净化这个畸形的压岁钱“市场”，我想每个家长都责无旁贷、要身先力行。
让我们共同期待：压岁钱，回到象征意义时代！【黑龙江日报 邓璟】
(责任编辑：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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