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率:从“坏”向“中性”的转变
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看起来并不特别高,并且有望再次提高
8个月内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面临的经济环境真的那么严峻吗?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早在去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就认为,不必对此有太多担忧,实际上,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代替央票的一种对冲工具,越来越多地传达出“中性”的政策意味。
安德森认为经济过热已经不在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中,现在贸易顺差的规模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议题。为了对冲由庞大贸易顺差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央行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从2003年开始的发行短期央票,另一种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中国平均每个月的贸易顺差达150亿美元,并且未显示出任何减缓的迹象。结果就是央行不断对冲,央行的短期债券金额已近4000亿美元,而存款准备金率却还只是一个“小角色”。
过去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为了紧缩和国内经济过热相对应的过剩流动性,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坏消息”,因为这一举措无一例外地会导致实际需求和经济活动的下降。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安德森强调,央行释放了一个新机制的信号: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被用来替代央票发行而成为一种维持流动性稳定的工具。
“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中性’的消息,中国早就开始对冲外资流入以控制基础货币,所有的变化就是监管者从一种工具转向了另一种工具。从一种严格的宏观角度来看,投资者完全可以放心地忽略这一调整。”
安德森认为央行之所以在近期多次选择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好处”在于一旦上调存款准备率,资金就会被有效地冻结,而且是永久的,或者至少在央行决定降低存款准备率之前。而且,在法律上讲央行还无需为此支付利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央行还是会支付一定的利息,这一利率不到2%。
但安德森指出,存款准备金率是一种“钝器”,所有商业银行都会收到同样的影响,即使有个别银行情况比较特殊也不能例外。“这实际上相当于央行对商业银行进行征税,导致这些银行向流动性稍好的银行借款以求达到准备金要求。”
相比之下,发行央票用于对冲,其结果是大部分票据被流动性最过剩的银行持有,也就是说,通过发行央票来对冲是一种“有目标的”流动性调控工具。
安德森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最优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多少?中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过高?在发达国家,央行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只会非常谨慎地使用,并且被设定在非常低的水平。任何一点过大的动作都会被视为一种对银行的约束和毫无根据的干扰。
但他指出,在新兴市场国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外资大量流入的时期,马来西亚总共将存款准备金率从4%上调到近13%;韩国的边际存款准备金率也曾从5%上升到高达30%的水平。当拉美国家对抗大量外资流入的时候,边际存款准备金率一度从20%一路飙升至100%,这还不包括其他相关措施例如对外资流入征税等。因此,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的水平看起来并不特别高,并且存款准备金率有望再次提高。
作者:张喆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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