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两会记者施书芳王春利
3月1日，刚赶到北京的驻豫全国政协委员，在各自的住所忙碌着，记者穿梭于委员们所在的房间，明显感受到驻豫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所准备的提案都是关注民生的话题。其中有关看病难、药价高是委员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部分驻豫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1996年开始，我国药品降了20次价，从理论上计算，这20次降价金额至少在数百亿元，能让不少患者受益，但从实际情况看，不少药品的主要成分并没有多大改变，但一换个新药名，价格立即能涨上去了，因此患者并未从中受到多少好处。
另外，由于药品医用器械耗材集中招标采购中的医疗机构、药品医用器械耗材供应商、中介机构甚至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利益与药品价格的升降有直接关系，都有药品医用器械耗材价格招得越高越好的愿望，以便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储亚平委员举例分析说，药品一般有三种名称，化学名、通用名、商品名，只有商品名是生产商自己确定的，在一个通用名下，由于生产厂家的不同，可有多个商品名，百服宁、感冒清、白加黑等都是“对乙酰氨基酚”的商品名，不少药品的商品名不但让人不解，而且其药名也在其遇到药品降价时成了力挽狂澜的对策。
据业内人士说，厂家为了销售，每次降价都会有降价药品停止生产、更换名称和包装后再次登场的案例，许多药品成分一样，只是名称改变，不少患者连续吃了几种药，到后来才知道吃的药竟然是同一种药。这不仅导致患者多花冤枉钱，还有可能因重复用药而产生不良反应。药品降价成了涨价。随着降价药的消失，一夜之间又生出了很多新药，如今不常见的一种普通红霉素药品，现在市场有47种名称，最高的价格是普通红霉素的10倍，其实它们的区别就是添加剂不同，但只要是换了名，仍能得到新药批准，每一次降价给百姓带来的利益都被代理商迅速消化。不少药品的商品名不但普通患者搞不清，就是行医数十年的老大夫也对新药一头雾水，一些基层药监部门干部说，老药变新药实则老药变新价，比如一种药品，其实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价格却上扬了几十倍。驻豫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分析这一原因时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行政降价为何收效甚微，里面有深层次的问题，储亚平委员在其提案中分析说，以老药频繁包装换成新药为例，《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难辞其咎。该办法第8条规定：“新药申请，是指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的注册申请。已上市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新适应证的，按照新药申请管理。”如此一来，批准新药不看成分，什么包装、形式、剂量改变都可以成为新药。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当年仅受理了148种，200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新药1113种，同期美国仅批准新药81种。
储亚平委员提出建议说，规范药品名势在必行。建议修改《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严格新药申请的条件，主要成分不变的药，一律不准再申请为新药。同时考虑到药品医用器械耗材是特殊商品，因此建立药品医用器械耗材专卖制度，这将是解决药品医用器械耗材价格虚高问题的撒手锏。专卖制度将是解决药品购销领域不正之风的治本之策，从制度上屏蔽药品医用器械耗材生产企业、经销商与医院的直接联系，避免了开单提成、回扣等不正之风问题。可以最大程度使临床用药及医用器械耗材与回扣、医院直接利益脱钩，没有利益驱动才能达到安全用药，群众的生命健康才能保证。
建议由全国人大立法制定《国家药品医用器械耗材专卖法》，用法律保障国家药品医用器械耗材专卖法的实施。成立国家药品医用器械耗材专卖局，该局对国家药品医用器械耗材流通企业进行监管，确定采购价、批发价、零售价，所有医院、药店只能从专卖批发机构进行零售。
2月28日，安徽阜阳市中医院药房一名工作人员在为患者取药。当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对278种中成药零售价格进行调整，平均降价幅度15％，最大降幅达81％（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责任编辑：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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