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产型社会政策”改善民生

　　民革中央提交的《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被定为本次政协会议第1号提案，加大福利性房屋建设的呼声越来越大。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相对于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资产型社会政策”（Asset-based social policy）(福利性房屋即为一种)在实现社会公平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加坡、西班牙、香港等地通过房产的“资产型社会政策”帮助的家庭比例分别约达87%、43%、30%，并令此类家庭分别节省开支约37%、28%、50%。

　　美国经济学家史乐山（M. Sherraden）将转移支付资产化的趋势归因于，“资产型社会政策”会产生大量的“连带转移支付”，即此类政策不仅可以成功转移公共资源至低收入者，公共力量的介入还使得资产生产过程中的商业利润（本应归于企业）也被连带转移至低收入者，此类政策的推行，常令政府的转移支付起到多倍的杠杆效应，从而有极大的社会公平效应。

　　以房地产 为例，兴建福利性房屋，政府转移的是土地出让金 ，但连带转移的还有房产企业以常规商品房开发模式所可能得到的利润，在很多情况下，后者可能并不比前者要少。

　　“连带转移支付”的发现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对实物补贴的“蔑视”。传统经济学认为，由于人们所需物品种类繁多，而个人偏好不同，采取实物供给，无形间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于是，在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之间，往往会出现所谓“希克斯补偿与斯拉茨基补偿”的效率差别。因此，采取收入补贴，由受益人持币到市场选择所需商品的方式似乎更为可取。

　　不过，这种分析要求的是不同物品的效用是一种“柔和替代”，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消费集合的“下有界”，这用在“资产赤贫者”身上并不适用，而资产型社会政策关注的显然恰恰是此一群体，如无房人群等很多“资产赤贫者”在房产方面的消费是一种“下无界”状态，他们对于此类资产的边际效用可能仍停留于极大的状态（导致甘为“房奴 ”）。因而，采取资产型社会政策直接给予其资产实物形态的补贴不仅是公平，而且有效。

　　Sherraden的研究同时揭示了资产型社会政策“送达（恰当主体）的艰难”（Difficulty of Arrival），但他同时强调，这是所有转移支付都会遇到的问题，其本质是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他甚至认为这与防止贪污公共财物等无异。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也非常重要。如果明确界定这一点，那么，利用此类政策渔利的性质就与侵吞扶贫救济款等一样严重，须予严惩。就我国而言，除了建设规模偏小之外，骗购的惩罚力度不够、分配监管不完善即是福利性房屋发展中的又一重大问题。

　　我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36条规定，“对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个人，由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追回已购住房，或者由购买人按市场价补足购房款，并可提请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分。”可以看出，我国对于骗购福利性房屋的行为并没有引入刑事问责机制，而是借用民法上的“恢复原状”作为追诉原则。

　　事实上，香港、新加坡、西班牙等地均已将侵犯此类政策视为严重侵害公共福利的“犯罪行为”，骗购福利性房屋的人，不仅要被追讨房屋，还要面临巨额罚款和牢狱之灾。2007年1月末，已82岁高龄的香港前高等法院大法官李栢俭夫妇被判处11个月徒刑，其原因即为，他们隐瞒资产向香港特区政府骗取“综合援助”及申请一套“公屋”。在香港，骗取福利性房屋是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内地亦宜尽快在福利性房屋分配监管中引入刑事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