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徐景安先生,近日写了篇《是办“教育”,还是搞“诈骗”?———中国高等教育需开展一场打假运动》,对引发温家宝总理“焦虑”的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文中用语或许偏颇,却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上世纪90年代初,以产业化为口号的教育大跃进开始之际,我刚刚离开那所现在早已并入大学的中专。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学校新开了房地产等专业,但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尤其是师资,于是请多少有点关系甚至全无关系的其他专业教师临时转过来应对,再加上外聘,就凑凑乎乎忙着招生了。拿到今天,这能算什么事儿?但出于长期的经验和教育理念,我还是觉得如此做法无异于行骗。教育乃百年大计,哪里能够这样来做?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在报纸上不点名地写了一则批评这种现象的文章。不料校方非常恼火,觉得我过河拆桥,有损学校声誉乃至招生,甚至要与我打官司。
其时“教育产业化”的历程才开始,后来发展起来的种种问题只是初露端倪。当初从大的方面我也赞同这种做法,觉得与其让有钱人花天酒地,不如叫他们投资子女教育。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种种丑恶现象与问题接踵而来。以徐先生的归纳,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各级各类学校,皆求升级,为此不惜制造种种假象,成了“(有关)当局领导下的集体舞弊”。
二、扩招弄进来远远超过正常教学秩序所能容纳的生源,于是就有了压缩课时以弥补教室不足等种种怪象。
三、即我上面说到的没有条件而大设热门专业,坑蒙学生。
四、成人教育在一些人那里成了学校挣钱,学生则求“有用”,合伙谋骗文凭之途。
五、以各种手段谋取建立博士点,一些博导徒有其名,博士生滥招,甚至出现导师一两年下来根本不认识所带研究生的事。
六、论文抄袭、造假、重复,只求数量,不问质量,形成大规模的学术腐败。
诸如此类,还能说出许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水平先不去说它,胸无理想、不知道德为何物,耳濡目染先懂得了弄虚作假,而学术与学问,怎么可能用虚假的方法得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首当其冲,而中国教育本身成了这场运动最大的受害者,后果甚至可能“葬送中国的未来”。因此徐景安先生建议以打假为突破口,重新认识与推动教育改革。大学这么一种现状,要出大师固然难,就是一般的人才,难免也要大打折扣。
求真务实是治学根本。这些年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教训,如何可以不记取?对医疗体制改革,近年来政府和社会都在反省,并讨论切实可行的新方案;但教育问题,尤其是高教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大家有意见,但至今更多地限于腹诽与众议,相关部门则一味给自己歌功颂德,不分析问题,不作深入研究,也很少见到有改进的方案问世,如此下去,如何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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