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郑筱萸的药企只是受害者吗？

　　□王焯

　　贵报于3月1日刊发文章《一个行业和其监管者的8年“恩怨”》，援引一位大型医药企业老板的观点，指出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滥用行政权力，导致药企陷入困境。文中的这位老板似乎成了“冤大头”，所有责任都被推到了郑筱萸等人身上。

　　三个环节成就了医药企业的行贿之路。第一，预期利润。郑为药企描绘了美妙前景：实行GMP后，行业中企业数量的减少，将为存活的企业带来垄断力和更高的利润。在预期利润的刺激下，部分企业与郑达成妥协，纵容索贿甚至主动行贿。第二，囚徒困境。“搞GMP才活，不搞GMP就死”。在GMP标准制定推行的过程中，企业缺乏必要的谈判权；在监管者索贿的过程中，企业又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既然不存在合作的制度基础，那么对于理性企业，竞相行贿就是唯一的选择。第三，低风险。基于各种考虑，检察机关针对受贿提起的公诉远远超过行贿——至少有时行贿是“正当”的。

　　以上三个原因使脱离道德准则的药企既痛恨贿赂之风，又希望通过非法手段为本企业牟利。企业与监管者对于贿赂的需求，促成贿赂市场的专业化。贿赂中间人，基于自身的利益，在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游走以至散布留言。一方面，使企业确信腐败的存在；一方面，为行贿者进一步打开方便之门。

　　所以，在郑受贿敛租的过程中，医药企业扮演的不仅仅是受害者的角色。它们无约束地追求利益，纵容索贿或主动行贿，不断强化了郑腐败的经济动机。在这种意义上，医药企业是郑的纵容者和协从。因而，药监风暴所揭示的不再是一个行业与其监管者的8年“恩怨”，而是共同违法者与公众健康的8年“恩怨”。

　　近来一系列针对监管者的整顿措施，比如药品注册司官员的调换以及审评人员的集体负责制，将有效地削弱官员滥用权力的能力。然而，调换制和集体工作制本身也存在缺陷。前者给受贿官员调换潜在举报人提供可乘之机；后者在共谋的情况下，滋生更严重的腐败。事实上，如何治理行贿者，是反商业贿赂中最易忽视的话题。然而只有重视对于行贿者的治理，才能够抑制商业贿赂的需求，避免郑筱萸悲剧的重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