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核心货币猜想

　　　“10+3”国家情况比欧洲复杂，所以从货币金融预警和防范机制合作到形成汇率 联合浮动机制，再到最终过渡到区域货币这个过程，至少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

　　□文 王丽娅 (海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1月14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在菲律宾签署。

中国承诺将在WTO 允诺的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向东盟国家开放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东盟10国则将向中国开放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在中国与东盟10国开放服务贸易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中，金融服务开放尤为引人关注。

　　自2003年6月清迈会议以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如增加了东盟成员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通过“10+3”范围内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建立亚洲债券基金等等。这些合作对成员国解决资金短缺、防范金融危机、促进金融稳定有着重要意义。本次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后，越南、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国不同程度的承诺将逐步开放本国的保险、银行、证券及其他金融服务，这无疑将促进未来5—10年该区域金融合作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合作的初级阶段

　　目前，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只处在初级阶段。

　　一、政府间货币金融合作虽有实质性进展，但仅限于金融监督和救助的合作上。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开展区域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如建立了“10+3”地区监督机制和早期预警模型；清迈会议达成货币互换安排协定等，但各国签署的互换协议安排的金额仍然不大，它在“10+3”的框架下为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而进行双边或多边的合作，还是很薄弱的。

　　此外，中国-东盟自身在“10+1”的框架下单独为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所必须进行的货币金融合作，如稳定汇率机制、建立区域金融组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合作还未提上日程，自由贸易区货币金融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虽然建立了银行双边结算网络，但基础架构和服务功能仍显脆弱。首先，从一般国际结算角度看，海外分支机构和代理行的数量少，地区分布不均衡。在建立代理行关系方面，由于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未签订结算合作协议，银行无法直接建立代理行关系，结算往来只能通过第三国银行转汇办理。从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角度看，分支机构少及代理行的缺失，会造成今后自贸区内资金运动成本的提高，阻碍区内贸易、投资的发展。二是从边贸结算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但仅在中越边境地区广西、云南的东兴、凭祥、水口、河口、麻栗坡等主要边贸口岸建立银行边贸结算点，其他边贸口岸或边贸点主要通过现钞或地摊银行办理结算，银行结算难以在当地边贸结算中充当主角。由于人民币对越南盾汇率仍受地摊银行的操纵，银行只能接受由地摊银行主导形成的市场汇率。加上银行边贸结算手段落后单一、汇兑资金代收代付速度慢等原因，在汇率波动频繁的情况下，边贸银行在与地摊银行的业务竞争上往往处于劣势。

　　三、人民币区域化已有一定基础，但进程趋缓。在东盟10国中，与中国接壤的越南、缅甸人民币区域化的程度最高，特别在越南北部地区，人民币在当地不必兑换成本币，可以直接进行购物消费，90%以上的边境贸易货物以人民币计价结算。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支对人民币流入流出国境状况作了一次专门调查，通过将1991年以来边贸进出口量、旅游、博彩、留学等因素引起人民币流入流出国境的估测量进行轧差，结合边境地区人民币现金近10年来的净投放量，推算出人民币在越南的流通量在30亿—50亿元之间。然而，近年来人民币这一区域化趋势逐渐放缓，主要原因一是欧美、台湾、韩国在越南的投资增加，许多产品不用从中国进口，边境贸易出口量下降，导致从贸易渠道流出的人民币数量增幅不大；二是越南加大了对外汇的储备，对出口收取美元给予优惠政策；三是越南政府有意识地控制人民币流入，保护越盾币值。

　　四、各国金融市场对外资仍然存在限制。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方面仍然存在限制，其中东盟成员国以限制外资股权比率最多，且普遍存在于金融、保险等行业。值得欣慰的是，东盟各国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放宽了对外资股权比例的限制。例如马来西亚提高了外国人在保险业的持股比例，印尼允许外商与印尼业者合作设立拍卖公司，已登记注册的新银行外资拥有100%股权等。

　　五、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使东盟成员国在开放本国市场问题上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据统计，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商业银行的呆账率分别高达55.2%,19.2%,16.6%和25.1%，而且菲律宾商业银行等呆账率还呈上升趋势。中国同样也面临巨额不良资产的化解问题。如何盘活不良贷款，将损失减小到最低点，是各国面临的棘手难题。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避免本国银行遭受外资银行的冲击，东南亚各国在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上往往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以期通过暂缓和推迟本国市场开放达到保护本国金融业的目的。因此，中国和东盟今后一段时间内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达成较大幅度互惠安排有较大的难度。

　　区域金融合作“三阶段”

　　与人民币区域化“两步走”

　　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高层次目标，是区域货币的一体化和单一货币的产生，或者至少是制度化的汇率联合浮动机制和货币联盟确立。欧盟从最初的货币联盟(ECU)到形成欧元，走了30年左右的路程。东盟与中日韩这“10+3”国家情况比欧洲复杂，所以从货币金融预警和防范机制合作到形成汇率联合浮动机制，再到最终过渡到区域货币的形成，至少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

　　在时间上，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起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制，如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第二阶段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第三阶段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根据中国与东盟目前货币金融合作内容来看，目前该区域金融合作尚处于第一个层次。

　　在建立区域危机解救机制的第一阶段，《清迈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各国出资额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如果把“10+3”各国外汇储备中的10%—20%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依赖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帮助。

　　关于建立亚洲汇率联动机制的第二阶段，目前有三种方案选择。第一种路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提出的，他认为，统一亚洲货币最好的办法是将其他货币同美元挂钩，即建立起与美元挂钩的汇率联动机制。蒙代尔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美元化策略。由于亚洲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似乎是较为方便的。但是，当亚洲地区的贸易与投资都用美元来交易时，地区美元化的风险也随之上升，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以美元为核心的联动汇率机制短期可行，但长远来看对区域经济发展会带来危害，因此不是最佳方案。第二种思路是在亚洲建立起以日元为中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尽管日本的GDP 占亚洲总额的72%，但日元贸易却只相当于亚洲间贸易的1/3。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以来就陷入危机，暴露出日本金融体制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日元在亚洲难以取得德国马克在欧洲曾经取得的地位。这个方案也是不可行的。第三种思路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相差较远，所以短时间内这种设想也难以实现。不过只要中国在未来10年内保持稳定增长，以人民币为核心的汇率联动机制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关于第三阶段区域货币一体化和亚洲单一货币的建立，目前也有四种设想。设想之一是以美元为核心建立ACA；设想之二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ACA；设想之三是以日元为核心建立ACA；设想四是欧元路径设想，即效仿欧元创立ACA，亚洲可以先构建记账的亚洲货币单位ACU(Asia Currency Unit)，然后再逐步过渡到ACA。

　　如前所述，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单一货币区是亚洲国家所不愿接受的。按欧元诞生的路径来设计ACU，也过于理想化，忽略了亚洲区域主义的特点对本地货币合作的影响。剩下的问题就是日元和人民币之间，谁可望成为“亚元”的先驱。笔者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中国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人民币作为区域单一货币是有效提高国家竞争优势、推动中国民族振兴与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积极推动人民币区域和国际化。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措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就会当仁不让。要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提上日程，争取主导地位，以免陷入被动地位。

　　从微观层次来看，中国应抓住中国入世和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契机，顺势而为，根据东盟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层次多元化的特点，以“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这个过程可以设想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在东盟内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人民币普遍流通的国家进行试点；第二步是在实践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在整个自由贸易区内推开。

　　近期可考虑实施第一步，开展人民币区域化的试点。比较东南亚各国的条件，可先选择同为计划经济转轨国家、经济金融模式与中国相似的邻国越南开展实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改革开放后一直主要以中国的改革模式为蓝本，近年来不断推进经济市场化，经济、金融模式基本是中国模式的翻版，便于联手调控，也为人民币率先在越南实现区域化提供了良好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