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为啥不敢花钱

　　□郑作时

　　红包去处发人深省

　　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在农历春节之前请企业的几个骨干喝茶，一个是从国营大厂退休到这家企业发挥余热的余姓工程师，一个是这家企业刚刚招聘来的３０多岁的汤姓工程师，他是余工的助手，还有两个是在企业工作多年的一线工人，分别姓汪和姓杨。

因为２００６年企业的效益不错，所以从企业主到一线工人都高兴，老板给大家发的红包挺厚的。茶余饭后，记者分别悄悄地采访了几个人，问他们这笔钱用来干什么？

　　余工看起来无忧无虑。他觉得拿了钱当然就是花的。他在原来工厂里拿着２０００多块钱的退休工资，现在到民企来工作，挣的钱本来就是意外收入。年终还有红包拿当然更值得庆贺，他决定带上老伴好好到外面去旅游一趟，谢谢她一年来离开原来居住的大城市到企业所在地来陪他。

　　汤工的回答就多了一些忧虑，他是从东北一家企业下海办企业失败后才到这里来打工的。因为刚到企业，对这家企业的未来和前途还看不清楚，进企业的时候并没有与老板谈好工资是多少钱，另外他是一个人来到企业工作的，东北家里的老婆还下了岗，５岁的孩子还需要寄钱回去养，所以钱是不能乱花的。至于社保，他也还是个人在缴。“现在的负担挺重的。”

　　两个工人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汪师傅是当地人，儿子在当地企业工作，家里的土地被征用后政府给补了３套房子，另外还安排他进了国企工作，虽然那个国企倒闭了，杨师傅也下了岗，但他有下岗工资，还把３套房中的一套出租了，所以他在经济上很宽裕。“把钱都拿出去买年货呗，过年把亲朋好友都请过来，大家好好热闹一下。”

　　杨师傅则来自外地，“家里种地不挣钱啊，现在虽然免了农业税 ，但儿子在深圳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结婚还要买房，女儿还在上大学，现在学费可贵了。这点钱早就在计划之中了，一分钱也不敢花啊。”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在一张饭桌上，同样是辛勤劳动的企业员工，除却他们受教育水平不同，背后的处境使他们对待哪怕是同样的钱，态度也是大相径庭。余工因为从国企的技术岗位退休，所以体制内外的优势他都占有，他到了享受人生的阶段，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也是可有可无；汤工处于人生的爬山阶段，所以虽然也是较高收入，但他对未来不敢轻举妄动；就算是同样务工的农民，汪师傅和杨师傅因为来自不同地方，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同，对钱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汪师傅已经对家庭生活的未来充满希望，而杨师傅对一家人的将来战战兢兢。这背后的差别在哪里？

　　市场化硬币的另一面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以惊人的速度丰富了这个大国的市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把选择权还给个人，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政策选择使中国的商品市场从１９９７年就开始出现了供过于求。这使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下海并不意味着赚钱。企业也开始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孤岛，效益有好有坏。冗员沉重的国企不断传出倒闭垮台的消息，新兴的私营企业从边缘地带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优势企业和劣势企业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从乡镇到县、市、省，经济发达程度也各不相同。把这种差距还原到个人，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差距。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企业、有着不同的工作背景和资历，哪怕是同样的学历、年纪和技术背景，做着同样工作的人，在经济收入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

　　如果说前文所述的还都是一群有收入的在职工作者的话，那么经过如此之长时间的改革开放，更有一批自由职业者和失业半失业者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法适应社会激烈的竞争，处在依靠供养生活的状态之下。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这种人群在未来的就业 竞争中将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以他们为示范，现有的在职人群也将不得不紧缩自己的开支，为将来可能存在的失业、养老作好准备。

　　这种现状部分阐释了为什么中国现在会成为世界的工厂，因为庞大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缺乏全民社保体系使得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得不确定，新增人口的素质提高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处于老龄化的浪潮之中；这会使人们不由自主地紧缩开支，为未来的养老作好准备，内需无法启动和产能过剩 的现实使得中国产品不得不进入需求更为旺盛的外贸市场。

　　到２００６年，中国产品在全球的供应也达到了一个饱和状态。无论是欧美、拉丁美洲、东南亚还是俄罗斯，频频出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透露的信号无非是一个：中国的出口已经开始破坏全球由经济构筑的政治生态了。

　　２００６年无疑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史上将会记录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处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态下。一方面，中国政府手里掌握着巨额的外汇储备，国民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税收也以很大的比例上升；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务工者和城市失业半失业者构成的边缘化群体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群体性的对抗事件开始频发。全国性的大学生就业困难表明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角色，现在大中型城市所能向新就业人群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在下降。

　　２００６年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北京一个叫李志强的城管副队长被一崔姓无证商贩刺伤颈部致死案。在这起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两难。城管队员是按章行事，执行的是城市管理条例；而刺伤城管的小贩之所以做出极端的行动，无非是要维护他那最后一点点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不被没收。这样的案件，除了让人们长叹一口气之外，还能让人说什么？

　　问题在于北京的这起案件因为发生在首都而被关注。而同时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城管队员被泼尿、泼油、与商贩发生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城管队员作为城市管理的最末端神经，与农村的村干部一样，都处于政府对国家管理的最末端，现在的城管队员也与前几年的乡村干部一样，处于矛盾的最前沿。乡村干部几年前为了征收“三提五统”而与农民发生冲突的事件处处发生，现在因为国家减免农业税减缓了这种矛盾。而城管现在所处的地位与前几年的村干部一样，由于城市门槛提高，同时商贩必须纳入税收体系，而清除无证小贩是城管队员的责任。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在免除农业税之后，中国社会的矛盾最尖锐的点已经在城市里，而它的体现就在城管和无证小贩身上。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有过让全体中国人都受惠的阶段。但是现在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社会稳定和谐是所有人的期望，但更是政府和社会中上阶层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中充满了由贫富差距过大而造成的社会仇视甚至是一些极端行为的话，那无疑会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同时地方富裕人群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实际上，那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境地。如果说城管和无证小贩之间的冲突还只是最底层的城市管理者和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找饭吃的人们之间的显性冲突的话，那么还有更多城市中无出路人群会选择加入对社会稳定起反作用的黑社会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无论是从经济角度稳定人们的期望，增加内需的增长，还是从社会角度减少贫富差距，促进地方和谐，现在是中国政府还利于民的时候了，正如吴敬琏(吴敬琏新闻)先生所提出的那样，现在正是实行全民社保的时候了。

　　全民社保，不能还是不为

　　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和浙江，到现在为止已经开始了全民社保的进程。全面城市化的上海至今已经有１１００万人口纳入了社保体系，而经济发达的浙江更是开始了向城乡一体的大社保体系迈进，把农民也纳入到整个社保体系中来。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单独的几个省市实行全民社保就像汪洋里出现的几个孤岛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随着经济的更进一步一体化，无论是农村进城务工者，还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白领，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因工作的变化而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迁移会成为一件常事。而现在以县、城市或者省份为单位实现的社保，仍然束缚着人的流动。因此呼吁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势在必行。

　　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生前对他开启的改革开放结果给出过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共同富裕。而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２００６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不到０．５％的家庭占有全中国７０％的财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５％家庭占有５０％至６０％财富的状况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财富最为集中的国家。即便是我们怀疑此数据的准确度，给其一倍的误差修正，依然改变不了其结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世人皆知，那就是以公平来促发展。须知中国最需要消费的，不是占有７０％财富的先富人群，而是生活在底层的贫困人群和半贫困人群。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没有积蓄，而是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因为据统计真正被纳入最完整社保体系的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１％。所以哪怕是用国家财政的钱为他们支起一张对未来的稳定期望的床，都会激发出大量的消费，无论对中国的内需提升还是社会稳定，都将带来巨大的好处。

　　吴敬琏先生在２００６年提出的实现全民社保的提议，在学术界还是有相当的争议的。因为按现在的情况看，要政府骤然拿出如此之多的钱来实行全面社保，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每年花在公费吃喝、公款旅游上高达数千亿的钱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只要政府自律，中国实行全面社保是有可能的。

　　是时候了，如果没有一个可预期的稳定未来。总是担心着自己年老时谁来赡养，那么中国庞大的居民储蓄将永远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内需就无法迅速提升，中国经济无法总是要靠政府的公共建设开支和外贸增长来维持其发展。做全世界的工厂已经给中国足够的发展动力，现在是到了给中国人一个稳定期望，让他们快乐地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消费的时候了。

　　用公平来促进发展，让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提到的汪工和杨师傅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都对未来没有恐惧，快乐地把自己的所得变成消费，这是中国发展的新路径。从现在开始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行不是早了，而是有些晚了，但让它尽快开始吧。选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