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析06年反腐成果：腐败分子受审高峰期到来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06年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从数据可以看出，一年的反腐败硕果累累。

　　这些数字台前幕后究竟预示着什么？中央出台了哪些政策使反腐败深入人心？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

　　权力资本腐败成主要形式

　　记者：去年一年，中国的反腐败力度非常大，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您认为2006年的反腐败有哪些特点呢？

　　邵道生：去年一年，“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比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的腐败”等成为各省市共同的腐败形式。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下子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动辄百万、几百万的，千万、几千万的案件屡见不鲜，“窝案、串案(腐败团伙)”也表现得比较显著；就以这次上海发生的社保资金的腐败案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腐败案。

　　去年不仅有一批“地方性的高级干部”陷入了腐败案中去，更为令人震惊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邱晓华新闻,邱晓华说吧)落了马。上海社保基金 腐败案也把用“国家资本”制造“亿万超级富翁”暴富的秘密彻底地暴露了出来，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权力资本腐败”的特点来。

　　反地产腐败风暴效果明显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的突然落马也非常让人震惊。

　　邵道生：对，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特点。去年以“反地产腐败风暴”为龙头的反腐败也非常精彩。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反腐败若是找到了这个“王”，那就事半功倍了。2006年以“反地产腐败风暴”为龙头的反腐败就具有这一特点，一批以“土地腐败”为主要犯罪形式的贪官和不法奸商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就有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已逃往美国)、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而在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因涉及在房地产 方面的腐败行为也被“双规”，等等。

　　这些案件的查处有效地防止了土地的大量流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陈锡文新闻,陈锡文说吧)近日指出，2003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3亩，2005年下降到1.4亩，2006年1.4亩的人均量失守。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而到2005年仅拥有18.3亿亩,不到10年就减少了1.21亿亩。如果不严厉打击地产腐败，中国的耕地流失现象会更加严重。

　　去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抓“大腐败”又抓“小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了执政党“亲民”的力度。商业贿赂 系列案件的查处也将社会的注意力“扭向”与广大百姓更加关系密切的“民生”问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

　　近几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每年都有三四万件腐败案受审，就以2005年来说，共有47306人被监察部门处以政纪处分，中高层腐败官员落网的越来越多。十六大以后受审的省部级高官达百余人之多，这是过去所未有的。

　　　“擒贼擒王”快刀斩乱麻

　　记者：从去年的反腐领域也能看出政府的决心，这其中有哪些好的手段？

　　邵道生：没错，2006年的反腐败就是根据这几年来反对“腐败利益集团”的经验，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

　　“擒贼先擒王”，在腐败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政府以快刀斩乱麻的形式实施“双管齐下”；在当今地方纪委受本单位“牵制”的情况下，上一级或更高一级权力部门进行强势介入；摆脱了地方腐败势力的干扰，同时采取专案组异地办案的方式，扩大了战果。

　　十六大以来之所以能将腐败的势头压下去，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清查腐败分子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这个“腐败利益集团”的问题。

　　“空降”纪委书记彰显反腐决心

　　记者：百姓看到的是丰硕的反腐败成果，其实中央的一些举措保证了这些战果的取得。您怎么总结去年中央的一系列举措？

　　邵道生：比如“空降”纪委书记到省一级；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进行“垂直领导”；地方纪委书记的异地调动；以及将不称职的纪委书记“拿下”。

　　迄今为止，2006年已有15个省(市)纪委书记职位被调整，其中10省(市)纪委书记属异地调职，尤其是中国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完全由中央“空降”。应该说，中央对纪委领导体制所做的这个动作是很大的，老百姓的第一个感觉是：好，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更有希望了。

　　记者：老百姓为何会如此欢迎“空降”纪委书记？

　　邵道生：此前，地方纪委的人事权、发展权、财权都直接掌握在同级党委主要领导的手中时，这就是一些地方纪委不敢真正监督同级党委的一个体制原因。中纪委宣布改变对派驻机构的管理方法，将双重领导改为“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将派驻在中央各部委的纪检监察人员的编制收归中纪委和监察部，派出纪检人员的提拔、升迁、任免和工作考评，由中纪委负责，省部委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中央掌控，这无疑解除了省部委纪委书记的“后顾之忧”。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从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中央的权威，才能使反腐败搞深、搞透、搞彻底。这充分展示了中央反腐的决心，老百姓也因此更有信心。

　　　个人信仰丢失导致腐败

　　记者：出现腐败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邵道生：“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这曾经是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被称为“红包书记”丁仰宁的一句“名言”。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可以看出，信仰丢失是出现腐败的个人根源。

　　从客观条件来看，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阶段。

　　腐败分子受审高峰期到来

　　记者：中国的反腐败历经了几个阶段，目前又处于什么阶段？

　　邵道生：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反腐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腐败萌生、发展期，大致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第二阶段是腐败发展、泛滥的高峰期，大致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的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相持、控制、治理阶段，这一阶段估计大致需要20-30年；第四阶段：本世纪中期后进入腐败得到根本遏制阶段，到了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才可以说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现在社会的反腐败斗争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反腐败斗争已经开始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指导斗争实践，因而腐败泛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

　　从十六大以后中国高层采取的反腐败力度和治理措施来看，可以说使相当一批腐败分子进入“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杜绝“家长制”根治腐败

　　记者：对于目前出现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办法或手段进行根治？

　　邵道生：首先要杜绝“家长制”，避免权力的绝对化。相当一部分的“第一把手”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得很坦白：“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广西大贪官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得很露骨：“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当前，反对使权力绝对化的“家长制”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同时，预防腐败与惩处腐败应该放到一块，一步到位，成立国家反腐败局。　(郭爱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