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两会”十大言者

　　杨志福：感动国务院领导

　　杨志福说完就哭了，举座动容。

　　这位71岁、几近失明的政协老委员，在2004年因为一次手术感染，视力急剧下降，但他时刻关注农村。一个月和农民的通话费有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杨志福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两会 ”了。3月4日下午，在政协的小组讨论会上，为了说出农民托付给他的话，他给国务院领导递了条子争取发言机会。

　　领导看了这个条子很感动，“无论如何，要让杨委员讲。”

　　他发言的题目是：敢问中国农业发展路在何方？他讲了我国贫瘠的耕地资源现状、水资源现状，讲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的问题，更讲了农民的喜与忧。

　　他说，广大农民群众对近几年出台的各项农业政策非常拥护，但也有一些忧虑，一是担心政策会变，二是担心某些政策带来的利益被个别官员“贪污”。

　　他向国务院领导转述一个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没兑现。”

　　他描述农民对党质朴的热爱，“共产党的恩情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也不避讳农民的担忧，“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他一连说了三十分钟，超时了，没有人打断他。

　　国务院领导听完后评价他：“杨委员对我们农民深厚的感情，对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深厚的情感，体现了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替老百姓分忧、替政府分忧，帮助出主意。”

　　邓亚萍：拿奥运金牌第一是误导

　　3月12日，邓亚萍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中国体育军团要拿奥运金牌第一”是误导。

　　作为奥运会曾经的金牌王，邓亚萍当然知道金牌的分量，但她也深知金牌目标的压力，“运动员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邓亚萍呼吁，要正确认识、全面宣传我国举办奥运会的目的。目前，国内外各类媒体宣传中国体育军团将要拿金牌第一的文章和报道很多，造成了“中国办奥运只重视拿金牌，而且一定要拿金牌第一”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这些宣传已经严重误导了我们举办奥运会的目的，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形象。

　　在国际奥委会任职的邓亚萍说�煛叭硎盗Υ�表了一个国家在外交、文化、道德标准、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力。北京奥运会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树立中国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绝好机会，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运动员出身的邓亚萍委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日本、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些没有拿到金牌总数第一的东道主在金牌之外的收获。

　　范谊：废止高考

　　经过五年的思考、三年的斟酌写作，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交出了长达八千余字的《关于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

　　“我们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他说。这位代表将造成我国“自主创新”瓶颈的原因归结到高考制度上来——

　　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它使我们的青年戴上了思维的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一个曾经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今天必须重新学会创造。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和开发一种能够取代高考的新的高校招生体制。”范谊说。

　　刘志忠：秘书过多

　　“现在很多县里边，连一个局长都要配专职秘书。” 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主席刘志忠指出了一个“怪象”。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而且，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退休后，也不能配专职秘书。”

　　面对媒体，刘志忠直陈：“现在哪个县长没有配备专职秘书？”

　　哪些领导配专职秘书，中央是有严格规定的。可是现在，个别地方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刘志忠认为，违反规定配专职秘书，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违规职务消费。

　　很快有代表呼应，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特级教师潘守理说，违反规定配备专职秘书，完全可等同于另一种性质的职务腐败，应该控制党政机关的专职秘书数量。

　　蔡继明：公款混取文凭

　　不独刘志忠，戳破世人习以为常“怪象”的，还有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

　　在媒体采访中，蔡继明直言，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党政干部中的很多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研究生文凭。他们在入学考试中，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然后又在校内生中滥竽充数；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未经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

　　据报道，2004年，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

　　对此，蔡继明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作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

　　吴敬琏(吴敬琏新闻)：再入舆论旋涡

　　今年“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言论，从支持春运票价上浮到城市拆迁不应完全按市场价补偿，从全民炒股不正常到打压房价会使物价上涨。

　　这些现实针对性极强的言论甫一出笼就遭到了“围剿”。一些评论人士“义正辞严”批评吴敬琏“违背民意”，有的声称建议吴敬琏补一补“穷人的经济学”，还有人用春晚流行语“你太有才了”拿吴先生幽默了一把……

　　抛开孰是孰非，这颗“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为何反被众人围剿这本身就耐人寻味，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完整地理解“吴市场”的观点。

　　邓明义：预算报告审议有望规范

　　又是邓明义，本报去年就把他评为十大言者之一。

　　“作为第十届代表，我已参加了5年的会议，从没听过任何代表审议《预算报告》的发言……”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上，邓明义坦言：每年大会安排审议《预算报告》都形同虚设，且财政预算无论是数据还是用途都不具体，“代表看了等于白看”。

　　邓明义等代表认为：目前我国之所以会出现“行政费用过高”现象，跟财政预算既不明朗又没经过审议“息息相关”。

　　而目前国家财政预算报告存在的另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数据统计不具体，账目不清晰，代表无法看明白。

　　“现在的预算报告里很多都只有用钱单位的名称，用钱数目，如政府某某单位，预算支出7000万，那这些钱具体分配给谁了，用于哪些开支，怎么个用法，没写！”

　　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前主任程湘清表示，今年正式实施的监督法对预算监督规定了重点审查，规范之后的预算监督便不再走形式。

　　薄熙来：尊重规则

　　3月12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央行行长周小川共同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薄熙来指责那些批评中国搞新殖民主义的国家：“比如批评的一个最重要依据是中国从非洲拿石油，但是从统计角度来看，去年非洲全部出口的石油，中国只占了8.7%，欧洲占36%，美国占33%。如果说进口8.7%都有掠夺资源之嫌，那36%和33%应该怎么来看呢？殖民主义的帽子扣不到中国的头上。因为殖民主义到世界各个地方都是采取愚民政策，比如让人抽鸦片。而中国做的事实际上是让人看病的，让人念书，让人变得更聪明。”

　　这个发布会还有一个细节，由于超时严重，主持人请记者每人只提一个问题，最后站起来的一个记者说，“我想请问央行周小川行长和薄部长每人一个问题”，然后他向周小川问了三个问题，轮到薄熙来回答的时候，薄熙来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商务部的，商务部最尊重规则，所以请原谅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家张贤亮建议，代表、委员应该尽量减少官员，要鼓励群众中的有识之士“高调问政”；同时建立代表委员对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提出质询的机制。

　　张贤亮表示，长期以来，各地人大、政协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监督能力和机制有所缺失。各地每年召开一次“两会”，地方媒体宣传得轰轰烈烈。会议结束，地方官们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代表委员对其社会职务也只是当作一种“荣誉”。

　　“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超过200万名。这么一支庞大的被赋予法律责任的监督队伍，应该对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起到严密的监督作用，但近年来检举揭发出的贪官污吏，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经由肩负监督职责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质疑而被查出来的。”他说。

　　李力：废止户口登记条例

　　和高考制度一样，户口制度也在“两会”上受到批评。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力向人大提交建议，呼吁把社保、低保、义务教育、医疗等制度逐步与户籍制度剥离，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定户籍法。

　　李力说，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户籍制度也未必就是错误的，错误的是捆绑在户籍之下的福利保障和权利，有户籍的人可以享受各种社会保险，甚至还能享受低保和廉租房，还有外嫁女经济分配的权益等等，这些权益都附着于户籍制度。这种不平等也造成了大量“空挂户”的出现。而没有户籍的人在一个城市工作很多年，什么都没有，子女上学还要交赞助费。

　　李力主张要逐步将社保、义务教育、低保、计划生育、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分配权等制度与户籍制度剥离。但她强调这一过程必须逐步完成。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不平衡，一旦放开户籍制度，就要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

　　医疗卫生姓“公”还是姓“私”？

　　看不起病的农村人

　　安徽籍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是在2003年“两会”上建议“中西部要推广实行大病统筹医疗”的。这年9月，国家就启动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这看似巧合。其实此前关于农村医疗保障的建议已经屡屡被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所提及。这个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工作中接触到了太多类似的病例。

　　2001年2月，一个可能被截肢的病人被抬了进来。这个名叫张文华的青年农民在当地一家私营矿山打工，被山上滚下来的矿石砸中小腿。矿老板的敷衍延误了病情。揭开棉纱，汪春兰就看到血淋淋的骨头和腐烂的创面。

　　老板掏了3000元钱后就躲避不见了。四处借了两万元钱，做完修复手术后，张文华就赶紧出院回家休养。在医院那段时间，张文华吃饭都靠70岁老父亲出去干苦力，每天能挣二三十元钱。

　　每个农村病人都有一段困难和悲伤。有的病人一进门就掏出一把零碎钱说，医生，我只有这些钱，你看着给我治。这个从小就是孤儿，在乡镇长大，又回农村插队当过两年教师的医生常常感到不忍。正是类似的事例促使她相继递交了关于民工权益保护和大病统筹的建议。

　　在2002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她和34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联名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工权益保护法》的571号议案，她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份关注农民工权益的议案。

　　2003年9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案启动以后，安徽有10个县也成了试点县。但是，汪春兰随即却发现，这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没有让农民得到太多的实惠。“还是卖了稻子卖了猪来的，结果也报销不了多少。”

　　这次，她背了包，自己坐长途汽车去到岳西县的几个乡镇，三天调查，加之此前的调研，她发现了好几个问题。

　　对患病农民来说，很多试点县的补偿标准比较苛刻，起报线高，封顶线低，结果参合农民的自费比例很高。一个农民做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花了3.7万元，合作医疗基金只补偿了7000元，结果个人掏了整整3万元。省上的数据说，遇到大病，农民自负比例最高的为81%，最低的为58%。患者的补偿少，大量的合作医疗资金就都躺在银行的县财政专户上睡觉。汪春兰一查资金积淀率，最高的县在90%以上，最低的也在36%，平均超过60%。

　　2004年再上会的时候，她的建议是《要把新型合作医疗的好处让给农民》，“农村是最薄弱的环节，中央财政的标准能不能再高一些？对贫困地区能不能倾斜一下？让农民兄弟看得起病，住得起院。”

　　药价为什么那么贵，看病要花多少钱

　　到2006年，身在医院的汪春兰又回头来研究医院的收费和药价，这年“两会”上，她递交的是《从源头上解决“看病贵”的建议》。

　　她算的账极其清晰。这里有个便利条件是，她爱人此前曾经当了5年医院院长。

　　“药品费用的持续上涨是一股合力推动的”，汪春兰的分析是，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终端一般要经过6-9个环节，众多的流通环节和交易主体都共同分吃药品差价这块“唐僧肉”。很明显的是，不少药品生产商由此“逆向定价”，通过改包装改剂型改规格，将便宜的老药作为新药重新审批，定价就翻了几番。可引用的数据说，1990年代以来，全国医疗药品消费总额是以年均21.4%的速度递增。

　　2007年3月5日上午，政协的小组讨论一开始，医卫界两个小组88个委员的热烈讨论就自始至终吸引了媒体的目光。关于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缺陷明显、医改方案能否拿上“两会”讨论等尖锐的意见都被及时报道出来。

　　“这是5年以来大家意见最为集中统一的一次，经过这些年的讨论分析，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特征，要求政府必须主导改革，不能全推向市场。”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

　　在1993年从四川省卫生厅调任北京伊始，这个曾在华西医科大学担任二十多年医生的副部长就担忧于那场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等到3月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巴德年委员代表9位医药卫生战线的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委员所作的联合发言，更被视为医卫界这几年对医疗体制改革的集中批评。

　　巴德年委员的发言并不突然。2001年他就曾经提交过《我国卫生状况亟待改善》的提案，提醒说，我国医疗费用10年间增长了10倍多，在绝大多数国民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民，“看不起病已成为老百姓的普遍抱怨”。

　　这个判断跟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分析是一致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1980年至2003年之间飞涨的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比例都下降近一半。更细致地分析，全国卫生事业费总额中，中央部分还只占总额的6.5%，绝大部分都依赖于地方财政。

　　与此相对的数据是，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个人卫生支出在1980年是21.2%，2003年已达到55.5%。因为城乡医疗社会保障覆盖面太低，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也就是近3／4的全国人口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扶持。

　　一个极其明显的信号是，新华社在3月9日也发消息说，即将启动的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扭转之前屡遭诟病的市场化改革导向，突出医疗机构的公共品公益特性，追求惠及全民的‘公平的医疗卫生保健’”。

　　这个分析得到了所有采访对象的认可。3月10日，在和记者谈及目前十余个部委共同参与的新方案时，人大代表汪春兰就直截了当地说，“不管上面说得多么复杂，老百姓最在乎的是看病要花多少钱。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肯定要有足够的医疗保障，如果政府多掏一点，个人就肯定少掏一点。”得起病，住得起院。”

　　集资建房杭州折戟

　　“想做好事没做成，我心里很难受。”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想起当年给职工搞合作建房失败的经历，仍难以掩饰心里的失望。

　　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浙江团代表、浙江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制定个人集资建房规范办法》的建议，希望政府主管部门能够出台详细的管理办法，将个人集资建房纳入住房体制改革和政府工作规划，并且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管之下有序进行，让更多的老百姓买得起房子。

　　这已经是赵林中第三次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房市的议案了。“我希望国家对合作建房有一个明朗的态度。”赵林中说，“通过这一方式，可以买到比市场价便宜得多的房子。”

　　2005年2月，赵林中得到消息，杭州市滨江区一块100多亩的土地要拍卖。他马上想到，把地弄下来，可以集资给职工盖一千多套房。“我们有一万多职工，大家收入都不是很高，有的子女在杭州读大学、工作，又买不起房子，现在诸暨到杭州也很近，所以就想给职工办点好事。”赵林中说。

　　老赵是诸暨当地有名的热心人。1986年，还是诸暨县委办公室秘书的赵林中被派到一家制作内衣的小针织厂去当厂长和书记。1992年至2000年间，他所在的企业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兼并了21家亏损企业，安置9600多下岗员工。

　　“市委不愿意投钱，就让我兼并。”赵林中说。从诸暨酒厂开始，他先后兼并了诸暨毛纺厂，诸暨纺织总厂，诸暨绢纺织厂，通过兼并商业局下面的16家公司，接手了整个诸暨商业系统，最后到兼并诸暨化肥厂，富润集团消化了6个亿的负债。

　　如今，这家当时只有一百多号人，资产300万元，亏损近13万元的国有小企业已经成为总资产19个亿的大型国有控股集团，并在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香港特区相继设立了商贸公司。老板赵林中还保持着骑自行车上班的习惯。

　　2000年前后，浙江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飙升。看着坐了火箭般一飞冲天的房价，与相形见绌的工资，老赵开始琢磨着给员工买房谋点福利。2003年，富润集团以企业内部集资方式在诸暨五泄开发建设了富润·五泄花园，大部分房子以成本价向内部员工销售。这一成功经验，让老赵坚定了对集资建房的信心。

　　2005年3月富润控股集团通过招投标获得杭州滨江区86406平方米土地。预计可以开发住宅1800套，其中1200套按照4980元／平方米的基准价向集团内部正式职工出售。这一价格相比当地商品房的均价低了2000元。

　　赵林中马上给杭州市国土局交了定金，制定了土地开发章程，让职工开始报名。“报名的人太多了，从半夜就开始排队，我们最后只能通过摇号来确定。这一事件还登上了当地报纸。”赵林中回忆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事情搞大了。浙江省建设厅开始介入调查。这一查便是两年。

　　杭州市建委和浙江省建设厅认定富润集团的“集资建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房地产开发的违规预售行为，必须予以纠正。杭州市建委认为，富润的《开发方案》已违背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如果这种筹资方法不作处理，必将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和扰乱金融市场。

　　“政府认为这样(内部集资建房)冲击了房地产市场，进而怀疑我们非法集资。最后是白费了场心思，事情没办成，把钱退给我们都还是照顾的。”赵林中回想起来不免沮丧。

　　早在1998年，热心人赵林中便推选为作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对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这件事很上心，觉得是莫大的信任与荣誉。从2005年起，赵林中把目光集中在了一路高升的房地产市场上。“房价太高了。”赵林中说。他发现，关于买不起房子的呼声在征集到的议案中越来越多。“工薪阶层根本买不起房子，而且房地产业大量的资金来自银行，这是非常危险的。”

　　2005年“两会”，赵林中在议案中呼吁应加强对银行涉足房产市场的监管，监控暴利集团，确保民众的整体利益，特别是工薪阶层的利益。他还建议，开征房地产产权税。对占用土地多，又不建房的土地占有者，征收土地占用税。赵林中其后又建议应尽快出台征地拆迁法，以减少征地拆迁中的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一飞冲天的房价，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06年，包括住房供应结构、税收、信贷、土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及其细化措施相继出台；而另一方面，已处高位的房价，在短时间内似乎并没下降的趋势。温家宝总理把“继续解决部分城市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写入了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赵林中还是希望在集资建房问题取得突破，希望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为自己的员工谋些福利。

　　义务教育免费决议中的“私人事件”

　　周洪宇又带了跟教育有关的四五个议案上会。

　　2003年3月6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周洪宇第一次上会，莽莽撞撞中，竟然成功地将建议递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手上。这个关于九年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完全免费制的建议最后成为那届人代会的最热议题。

　　更巧的是，当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就突然召开了。

　　“外界都误解说，这个会议是我推动的，我哪有这么大力气啊？”3月9日，周洪宇在代表驻地，笑着，跟本报记者打了个比喻，“好像是两条路无意间平行了，中央政府的决策是那列火车，我只是旁边的一辆汽车，看到了火车跑的过程。”

　　细密的私人事件一经嵌入，周洪宇就成了国家义务教育免费决策进程的见证者。

　　我写了个东西，请总理指示

　　2003年3月2日，坐了一夜火车刚到北京的周洪宇被邀请去某网站做访谈。他的另外两个身份是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和民主促进会成员。

　　周洪宇接过了这个尖锐的话题。此前一个月，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跟着人大代表团到孝感农村去视察，看见很多乡镇中心小学的课桌椅瘸了腿，用砖垫着。因为粉笔是赊来的，老师用得也很节约。天快黑了，学生们还像小鸡啄米那样低低地趴在课桌上。一问，说，学校没有钱交电费。这让他恍惚记起了1976年在湖北荆门插队的情形，那时的木头窗户上全是洞，冬天就呼啦啦地灌冷风。

　　他回答网友说，“现状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这跟支出结构不合理有关系，基础教育得到的投入太少。”

　　3月4日，《中国教育报》发了一个专版，通栏标题说《义务教育免费的新呼唤》，其中就有他那晚访谈回来连夜写就的文章。一大摞报纸到了代表驻地，这天，很多代表见了周洪宇都跟他很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直说这个事情有价值。

　　3月6日中午，周洪宇所在的两会湖北代表团接到通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下午将来湖北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下午的讨论结束，与领导合影时周洪宇将两份一直紧紧攥在手中的文章递了过去。那两篇文章，一篇是《完全免费制应自农村始》，另一篇是《建立高中(中职)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建议》。

　　“温总理，您好！我是华中师大教授，现任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刚才听您讲话很受启发。前不久与一批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湖北农村义务教育的调查，看见农村教育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写了个东西，请总理指示。”

　　温家宝接过文章，看了题目说，“是代表的建议啊，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我们会研究的。”

　　义务教育的账怎么算？

　　3月7日，正在兴头上的周洪宇就接到了教育部财政司和基础教育司的电话，说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目前正在积极考虑他提交的议案。随后，他听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也指示湖北省教育厅将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需求统计出来，要提交中央政治局。

　　也是这天，周洪宇获得了在湖北团全团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

　　这时候内地刚刚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要求不许对农民乱摊派乱集资。周洪宇后来到孝感视察时才意识到，尽管农民负担减轻了，但是，过去78%靠农民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却没有了。因为中央财政没有及时到位，使得原本基础薄弱的农村义务教育缺口更大。

　　学理的论述之后，周洪宇接着说了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单有多大？第二，谁来埋单？第三，怎样实施？

　　在会前，这个侧重研究教育史学的博导专门为算账的事情请教了教育厅厅长陆钢，“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费用是怎么计算的？”

　　主管全省教育经费盘子的留英数学博士也沉吟了一阵说，是啊，我们教育系统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测算标准，不过，可以考虑用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的国际平均数，来衡量我们国内的情况。

　　周洪宇就把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总数，还有学杂费的数字加起来，得出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要875亿元的总数字。

　　“‘义务教育的单有多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周洪宇后来才意识到，他所擅长的学理研究正是结合了陆钢厅长的财务概念，结合了自己的行政工作实践，才变成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议案。后来的《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也评论说，关于义务教育免费的呼声，并不始于周洪宇，但是，自本届大会始，这个呼吁进入了理性呼吁的阶段。

　　当时在座的一个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也激动地表示，“我要写个快报。”

　　3月12日，376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加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议案，周洪宇也签了名。

　　3月15日，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现为国务委员)表示，今后国家在教育投资上要逐步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逐步缩小差距。

　　3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23736名网友投票选出了本次“两会”十大最受关注的议(提)案，周洪宇与数十名代表联名提交的关于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议案和政协委员王翔递交的“农村义务教育应免费”的提案，名列第一。

　　9月8日，周洪宇写了《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工作的十点建议》，托湖北省人大转交温家宝总理。后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其中部分内容正是要求对贫困地区学生实行学杂费“两免一补”，这跟周洪宇的建议部分一致。

　　这以后，很多关于义务教育不可能免费的怀疑的说法才渐渐消失。

　　这几年，议案内容甚广的周洪宇每年都要继续就义务教育的免费问题提建议。他的理想是，等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后，城市学校也应该免费。但他把这些远大目标都小心翼翼地分解成好几段，塞在每年的议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