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瑞尔：不看好大规模的医药并购

　　本报北京讯 （记者黄佩摄影报道）昨天，北京大学礼来糖尿病眼病中心挂牌仪式上，世界制药巨头美国礼来公司全球董事长兼CEO陶瑞尔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并购可能令新药减少

　　记者：目前全球的医药行业进入兼并重组的高峰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集中的并购？您怎么看待这些并购？

　　陶瑞尔：医药企业往往是在药品专利到期或未来的产品线比较单薄的时候选择并购，通过并购可以减少同类药品的市场竞争，并且在短期内提高效益。

长远上看，并购是为了有更多的能够推动利润快速增长的新药产生，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而是新药的减少。因为并购对买家来讲需要付出巨额资金，为了节省成本，企业就会压缩研发投入。而对被并购的公司来讲，由于公司存在变动，研发人员信心不稳，研发的积极性和效率就会减低。

　　我不太看好大规模的并购。反而对一些有创新产品的小公司的并购更有兴趣。比如礼来刚刚并购了洋伟哥希爱力的开发公司，从而获得了希爱力的全部生产和经营权。

　　记者：目前很多中国的企业都想开拓国际市场，您对中国药厂走出去有什么看法？

　　陶瑞尔：中国制药企业主要以仿制药为主，进入国际市场也主要以仿制药打天下，开拓国际市场对中国药厂来讲是个好事，不过我建议中国药厂先不要选择进日本市场，因为日本很少使用仿制药。

　　应允许不同保险商参与医保

　　记者：目前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能否从药物研发、上市等方面来谈谈你对药价的看法？如何平衡企业的研发成本与患者经济负担？

　　陶瑞尔：新药研发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从开发一个有价值的化合物到药品的上市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和10亿美元的投入，而且每5000个分子才能开发出一个新药。即使上市也不意味着能够成功，目前只有30%的新药可以收回成本。在市场状况下，药价主要由市场决定，不过也有些国家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比如中国。

　　这次我去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中国政府表示将增加医疗投入，并承诺加强对创新的支持。

　　记者：能够谈谈你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发展方向有何见解？

　　陶瑞尔：我们相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现有医疗体系的改革。我觉得，首先，有必要建立起消费者主导的机制，打破增加、转嫁成本的怪圈。其次，有必要对体系进行重组，以病人为中心，决策过程要关注一个关键问题：“什么对于病人是最好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满足病人的每个需求。相反，一个以病患为中心的制度，首先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首要责任。医生们则有责任帮助病人认识到健康生活的好处——减少疾病和生存成本。

　　我们应当促进形成一套医疗体系，使所有人都能够获得他们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必须允许不同保险商参与医保并充分竞争，给消费者更多选择。

　　外企税率提高是合理的

　　记者：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看法？对中国的投资有没一些变化？

　　陶瑞尔：中国政府以前依靠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而现在则主要放在拉动内需及全民保障方面，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医疗投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正在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政府也采取了很开放的态度，对几个国家的医疗模式进行比较，我也参与了这部分讨论。这些都增加了礼来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记者：对于刚刚在两会 上通过的《企业所得税 法》，外资企业税率提高为与国内企业一致的25％，这个会对公司产生什么影响？

　　陶瑞尔：由于现在的细节还没有完全出来，影响还不清楚。不过从宏观上来讲，这个是合理的，特别是对减少出口、拉动内需上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记者：和中国本地的伙伴进行合作，是否有可能减少开发新药的成本？

　　陶瑞尔：控制研发费用的一大举措就在于研发外包，而这与中国息息相关。今后，礼来将逐步把生物技术、临床研究进行外包，其中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外包的首选地。到2010年，礼来公司开发一个药物的平均成本从现在的11亿美元下降到8亿美元。

　　记者：你对于中国药物审批有何建议？

　　陶瑞尔：中国进行NDA审批的时间与国际标准类似，但是IND的时间则比其他国家长很多。IND和NDA的技术要求有很大差异。为了使中国能够拥有更多的国际实验成果，应当将实验审批时间缩短3～4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