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周刊：一个人的战斗

　　本报记者 周凯 周欣宇

　　提着大号的黑色公文包，高敬德穿过杭州的一条小巷，熟门熟路走进浙江省药监局的大门。保安一个箭步蹿到他面前：“等等，等等，高先生你又来干吗？”

　　“我找×××。”他头也不抬，没好气地说。

　　门卫笑嘻嘻地给对方打电话：“×××，高敬德又来拜访你啦！”

　　对方不见，高敬德又报出另外几个人的名字，或者不在或者拒绝。一番联系之后，好容易才得到一位办公室副主任的允许。

　　他早已习惯于这样的“礼遇”。在浙江省、上海市的药监系统，高敬德是无人不晓的名人。“所有人都认识我，但全都躲着我。”他翻翻白眼，自嘲地说。

　　这个年龄不到40岁的上海人，个头不高，头发已经掉了不少。三年来，他不断周旋在药监部门、医药公司、医院、药店和媒体中间，自称累计举报假药101次，其中到现场打假70次，无一落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常常在洗浴中心过夜，过着有家不敢回的日子。

　　无论走到哪，他都随身带着各类票据、证明文件、收集的假药以及媒体对他的报道。只要一坐下来，他便迫不及待、唾沫星子四溅地说起自己打假药的最新进展和陈年往事。脸上的表情，有焦灼，有亢奋，偶尔夹杂一丝无法掩饰的落寞。

　　在网上一查就能发现的假药，却顺利进入上海正规医院、药房

　　如果不是偶然吃了一种名叫天胡荽愈肝片的药，现在的高敬德绝对是另一番光景。那时，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的他，已经从事了十几年的药品经销工作，买了房子，娶了妻子，受聘为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华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

　　不过这个职务现在并没有得到丽天药业的承认。其董事长李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当时只是一名药品采购员。

　　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高敬德翻出当时发放工资的存折，上面显示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工资”一项为每月5000余元，有两个月达到7000多元。“这才是基本工资，还有提成呢，一个采购员能拿那么多？”

　　高敬德有多年的脂肪肝病史，虽然在药品行业做了十几年，但一直没发现能够治疗此病的特效药。

　　2003年11月，高敬德代表公司到沈阳参加药品交易会时听同行说起，“天胡荽愈肝片”治疗脂肪肝效果不错。回到上海后，他立刻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开了两瓶，每瓶69.3元，而后他又介绍同样患有脂肪肝的表哥就近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开了此药。

　　没想到，高敬德吃了半瓶药后，身上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红疹子。而表哥的反应更大，不仅恶心、呕吐，还晕倒一次。

　　高敬德怀疑吃到了假药。他到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查询，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输入“天胡荽愈肝片”，只显示出一种“老方牌”，生产单位是云南佑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址在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六街镇，每盒零售价136元，而他买到的“云仙牌”，却是云南省澄江县生产的。

　　高敬德分别给两家药厂打电话，两家都声称自己的药是正宗的。于是老高决定亲自到云南探个虚实，他借调休的时间独自一人飞到云南，对外的身份依然是丽天药业采购部经理。

　　到机场接高敬德的是“云仙牌”的接待人员，由于老高的身份，厂家将他奉为上宾。还未下榻住地，已迫不及待地要与他洽谈代理销售业务。

　　“不忙，既然要代理你们的药，总得考察一下厂房。”高有备而来。

　　在一条盘山公路上驱车数小时后，终于来到“云仙”所在地。这是一个废弃了的营房，几个彪形大汉把守着厂门，破旧的车间门窗残缺不全，苍蝇成群结队地飞舞。

　　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宗”的，“云仙”方拿出了委托销售合同、质量检验报告、批准文号等一系列证书，让高敬德一一过目。

　　做了十几年医药销售工作的高敬德，知道单看这些证书不能说明什么，眼前的一切告诉他，“云仙”的厂房绝对没有达到国家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标准。

　　为了慎重起见，他打起“太极拳”，借故还有其他业务，回上海前再洽谈代销的事，匆忙离开。

　　告别了澄江县的“云仙牌”，高敬德又来到易门县的“老方牌”，他发现这里的一切均达到国家GMP标准。经多方核实，他确认“云仙牌”是假冒“老方牌”的批准文号制假售假的“黑厂”。

　　掌握了确凿证据后，高敬德再返回澄江县。这次，他径直找到了当地县政府及药监局。县政府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表示将对生产假药的“黑厂”采取严厉措施。但是，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却令高敬德惊恐万分——他被几个彪形大汉盯梢了。

　　处在人生地不熟的云南，高敬德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马上乘飞机“逃”回上海。

　　终于回到熟悉的地盘，高敬德舒了一口气。他信心满怀地以实名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反映自己被假药所害及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销售假药的情况。

　　由于第一次在云南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过了一两个月，老高又去了一趟云南，回来后把新了解到的情况补充报告给上海市药监局。

　　在他看来，自己与假药的故事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药监部门的事了”。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才只是整个故事的开始，自己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转变。

　　2004年6月，经上海市药监局调查取证，查实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几家公司有销售“云仙牌”假药的行为，并对上述单位作出没收假药及非法所得的处罚。根据非法销售的总金额，“上海市打击假劣药品专项奖励资金管理委员会”奖励了高敬德5000元人民币 。

　　可高敬德觉得，药监局对销售假药企业的处罚太轻了，而且没有对参与销售假药的几家医院作出相应的处罚。

　　他找到上海市药监局，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那些销售假药的企业和医院都是“不知情销售”。老高不信：“据我了解，有些医院向医药公司点名要‘云仙牌’，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老高又要求上海市药监局出具处罚决定，他还分别在2004年6月和2005年7月，两次进京举报。

　　2005年7月28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在给高敬德回复的查处情况中说明，经查实，“云仙”一案涉案单位有：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特药分公司、奉贤区古华医院、上医新特药商店、凤阳医药商店、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北石店、徐汇区中心医院、传染病医院、普陀区中心医院。不过，对上述单位的罚没款总计只有 85086.05元。

　　高敬德觉得这个回复太简单了，他要求上海市药监局出具具体的处罚决定，上海市药监局告诉他具体的处罚情况要到区一级的药监局拿。老高又来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所在的虹口区药监局，举报该医院销售假药，要求给予处罚。几个月过去了，尽管多次找上门讨要说法，药监局的回应依然是“医院是不知情销售的”。

　　“我在网上随便一查就能发现的问题，这么多家大医院、大药房怎么就发现不了？”老高气得直哆嗦，“我吃了假药产生反应后，马上向医院反映‘云仙’牌是假药，而医院为了所谓的利润继续给病人开假药，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在高敬德的一再坚持下，虹口区药监局承诺将重新调查。

　　又过去了一段时间，所谓的说法迟迟不来，高敬德只好再次上门询问，没想到却被保安打了出来。殴打举报人的事情惊动了当地公安局，在民警的调解下，打人的保安赔了高敬德800元医药费。

　　挨了打的高敬德并没有就此作罢，他认准了一个死理：“一定得要个说法，而且是书面的。”

　　“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也不给。”高敬德回忆，“但我不依不饶，磨到他们实在没办法，终于给我开了份‘说明’。”

　　高敬德把这份盖着红色公章的“说明”拿给记者看。上面只有两行字：“高敬德同志：由于电脑死机，不慎将出具的关于传染病医院处罚结果的答复底稿遗失，特此说明。”

　　“你说好笑吧？拿电脑死机当借口的，你也没听说过吧？”他干笑几声，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

　　成本价3元的药，零售价卖到69.3元

　　就在高敬德和假药“云仙”较劲的同时，他所在的丽天药业也正在和真药“老方”谈销售代理的事情。生产“老方”牌的药厂还专门派人到上海谈判，公司派高敬德接待。

　　有意思的是，假药所在地澄江县的一位副县长也随“老方”的人一起来到了上海。据老高说，就是“来游山玩水了”，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的园林，都兜了一圈。

　　谈判很顺利，丽天药业准备代理销售“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不过高敬德跟药品的定价又较上了劲。

　　高敬德去云南两个药厂调查的时候，就了解到了天胡荽愈肝片的成本价，假药成本价1．45元，批发价4．5元；真药成本价3元，批发价9元。而公司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将药价定为136元／盒，准备报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批，后来老高才知道公司在经办人一栏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这药的主要原料就是天胡荽草、杏叶防风、虎掌草这些普通药材，既不是急救药也不是医保药，同类的药定价也就在20到30元。”高敬德在公司内部提出定价太高，几番交涉后，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核批准了69.3元的市场零售价。

　　据老高介绍，我国临床使用的药品中，属于物价部门定价的药品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药品由企业自行定价，报物价部门备案。物价部门审核最高零售药价时，会参考药品的成本清单。“为了赚取暴利，一些经销商会和药品生产企业一起虚构和抬高药品成本。”

　　他举例说，成分中的天胡荽草，成本价只是几块钱一公斤，审批药价的时候每公斤写成几百、甚至上千元，然后疏通关系，会很顺利地批下来。

　　高敬德说，作为一级代理商，公司每盒60元的利润中，有一半多要作为公关费拱手相让。“医院拿到15％~20％，医生拿到的可能占到40％，剩下的才是医药公司的。如果不这样分成，产品肯定推销不出去。”

　　尽管深谙行业潜规则，执拗的老高还是觉得把进价9元的药卖到60多元太离谱，实在没别的办法，只好瞒着公司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

　　高敬德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丽天药业和云南佑生药业公司签署的总经销协议书，上面清楚显示规格为每盒100片、每片0.3克的天胡荽愈肝片，批发价为9元一盒。

　　这份只有业内人士才能拿到的协议书，引起了上海市物价局的重视，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格委员会的协商，最终把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降为每盒19.8元。不过，调整后的市场零售价于2005年11月30日起才公布执行，而丽天药业经营这种药已经一年多了。

　　从经销协议上看，丽天药业2004年共批进此药45万盒，2005年又加量到70万盒。这些药如果按照69.3元的价格销售的话，患者为此多付的药费就达5692.5万元。

　　药价降下来了，高敬德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工作。

　　早在高敬德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后的几天，公司领导就找到他，问其是否到药监局举报了。高敬德起先不承认。但董事长李军马上说出他举报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高敬德知道自己被出卖了，只好承认。公司以旷工为名将他辞退了。

　　高敬德很快应聘到成都一家医药公司，但没做多久就不干了。因为在他心里，已经跟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天胡荽愈肝片较上了劲，他决定把这件事搞到底。“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在市场上销售一天，他就一天不能安生。

　　失去了工作，时间充裕了，高敬德开始不断地向各级药监部门举报。三天两头，他就去趟药监局，问问有没有进展。同时，他给新华社写信反映“云仙牌”假药事件。经过调查核实后，新华社发了内参。老高拿着内参，自费进京到国家药监局举报。

　　所幸的是，他的举报引起了国家药监局的重视，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浙江省药监局亲赴云南，会同云南省药监局将澄江县的制假窝点取缔了。

　　公司卖假药却自称不知情，还得到法院的支持

　　制假窝点端掉了，高敬德的战斗却远远没有结束。

　　假药仍在全国范围内邮购销售。这时候，高敬德把目标锁定在“云仙牌”的全国总代理——浙江省金华市泰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他又开始自费到浙江药监局及公安局举报。

　　2005年3月，浙江省药监局书面答复高敬德：“根据你的举报，金华市药监局已对金华泰来公司作出警告、没收查封扣押的药品（货值23716.8元、480瓶）的行政处罚；鉴于本案尚未构成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故不移送司法机关。”

　　对这个回复，老高很不满意，根据他掌握的情况，泰来公司的售假金额至少大于这个数额几十倍，完全够得上追究刑事责任。“这肯定是地方保护！”固执的老高又开始自己搜寻证据，甚至自己掏钱给线人。

　　正在他四处举报的时候，有一天意外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一个叫林剑的人在电话中告诉他，如果不再管“云仙”的事，他可以得到20万元的好处。“他说已经给了金华市药监局某些领导100多万元，省药监局也有领导拿了钱。事情已经摆平了，让我死心。”高敬德对这段谈话记忆犹新。

　　早已有所准备的他，把林剑的话全部录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小采访机上。2005年8月,他向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递交了这盘磁带和举报信。

　　因为迟迟没有回音，2006年2月份，高敬德又来到浙江省纪委，信访室的同志告诉他，材料已于8月24日转给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马上又到省药监局查询，而答复居然是没收到。

　　在高敬德的再三要求下，浙江省纪委和药监局分别出具了“已寄出”和“未收到”的书面证明，且都加盖了公章。

　　浙江省纪委一位领导在电话中否认曾收到过录音磁带，声称只收到了举报信。而浙江省电视台一名姓郑的记者证实，他曾跟随高敬德到纪委暗访，工作人员承认确实收到了录音磁带和信，并已经转给省药监局。

　　2007年1月9日，浙江省药监局办公室主任于建强面对记者的询问，解释说：“这很正常，我们订的报纸和杂志有时不也收不到嘛。”

　　所幸的是，2005年7月，老高二上京城，到公安部和国家信访局反映云南、浙江两地有关部门对制售假药所持的不作为态度，很快有了结果——2005年9月23日，浙江省药监局寄给高敬德一份《复查意见》：“目前此案已涉嫌犯罪，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并对非法经营者林某、郦某，假药生产者邓某等人刑事拘留……”浙药监稽局函2006第9号中又回复，检察机关即将对三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2005年11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向媒体公布了浙江省8起药品大案，“云仙牌”假药案名列其中。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泰来医药从云南共购入“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13批次计59476瓶，分别销往13家单位。

　　本以为假药该从此销声匿迹了，可2006年1月，高敬德又在上海市南大路一家性保健品商店发现了“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他用80元买了一盒，赶紧又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中心举报。让他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走在街上的他突然被人套上麻袋，一顿毒打。

　　“他们连我举报用的电话号码都说出来了。”高敬德叹口气，直摇头。

　　平静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他记不清家里的玻璃窗被人打碎了多少次。一次，小舅子也无故被人打破了头，妻子再也按捺不住怨气，提出了离婚。“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她不该跟我担惊受怕。”高敬德尽力作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害怕被报复，高敬德过上了“游击”生活，每个朋友家住几天，还常常不得不在公共浴场过夜。有一次，他借住的朋友家的窗子也被砸碎了。“那是我最最伤心的时候，我觉得太对不起朋友了。”他什么也没解释，默默收拾了行李，马上离开了朋友家。

　　就在高敬德在上海又发现“云仙牌”露头后两个月，200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云仙假药案中三位涉案人非法生产销售药品一案，并在2006年5月17日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林剑等3名责任人3~5年有期徒刑。

　　2006年9月，金华市药监局又对泰来医药发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合计426万余元。据称，这是浙江省药监系统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

　　不过，让老高没想到的是，泰来医药对金华市药监局的行政处罚不服，又向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更让他吃惊的是，法院竟然判泰来公司胜诉，并撤销了金华市药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是销售假药是个人行为，公司并不知情。

　　“怎么可能不知情？我查到假药后一年多，市场上还能买到，公司怎么可能不知情？”老高忿忿地说。

　　记者找到位于金华市区的泰来医药公司。总经理赵锡华面对记者大倒苦水，一再声称公司也是受害者。“林剑是厂家的人，办公室安在我们这里而已，我都没见过他，哪里知道卖的是假药呢？而且，自从2004年五六月份接到上海局的通知，我们一瓶也没有再销售过。至于市场上为何还能买到，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曾任金华市市长的原浙江省药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尚金今年2月初因涉嫌受贿在深圳被捕。郑的前任周航因收受300万元贿赂，于2002年8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前后两任药监局长受贿落马，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

　　2007年3月7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金华市药监局对泰来公司的上诉案，当庭没有宣判。这一天，高敬德正因劳累过度患上胸膜炎，躺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的病床上。

　　打击假药的“同盟军”，居然在药监局被打

　　似乎是打假上了瘾，在“咬定”“云仙牌”的同时，高敬德几年来在上海和杭州两地，“顺带”举报了上百起假药。

　　这三年多，和老高打交道最多的人就是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他可以随口报出某位药监局局长的电话，也可以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而让你去找某记者核实。

　　老高最喜欢叫记者和他一起去打假：“我在××路又买到假药了，你要过来吧？”记者经常接到老高这样的电话。

　　2006年7月31日，记者和高敬德一起跟随上海市闸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的工作人员打假，对记者的到来，老高很高兴，还叫来另外几家当地媒体的记者。

　　在药监局的会议室里，他走来走去，很兴奋的样子，一会儿和药监局的人说两句，一会儿又向记者出示刚刚买到的假药。

　　在去打假的路上，药监局的人一边调试一台暗访机，一边和老高调侃：“老高啊，这次为了你，我们连这么先进的仪器都带来了。”

　　“这是你们的责任，怎么是为了我呢？！你为我，我为谁呢？”老高显然很不满意对方的态度。

　　根据高敬德提供的线索，药监局的人先到了沪太支路上一家无照小店。为了避免被发现，车辆停在几十米外。

　　一男一女两个工作人员穿着便装先走了进去，包里装有微型摄像头，问了两句，四处看了看，没什么发现，就出来了。

　　接着，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再次进入小店，也没什么收获。这时，坐在车里的老高待不住了，自己径自走进去，翻出了几盒假“伟哥”。

　　“我说得没错吧！”老高有点得意地说，然后又斜眼瞟着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每次举报，只要我不去现场，你们肯定查不到。只要我去了，一定能查到。”

　　“你是职业打假的，比我们有经验嘛，你向我们提供线索，我们才能来查嘛。”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

　　老高又不满意了：“你们是监督机关，打假又不是老百姓的事情，应该是你们的事！”老高告诉记者，这种事情他经常碰到，这种话也经常听到。

　　随后，药监局一行又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天目中路428号的凯旋门保健品市场。老高发现，这里很多摊位销售假的性保健药品，而且只能经营保健品的市场有很多摊位在销售药品。

　　药监局的车子依然停在市场一百米开外，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让老高在车上等，然后几名工作人员在大门旁边几米处商量着什么。

　　记者先行进入市场，走了一圈，但突然看到，三楼专卖性保健品的摊位开始忙碌起来，几乎每家摊位都在往柜子里收东西。同时，老高也走进市场，并进了一家门店开始和老板交谈。

　　这时，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已经上到三楼，并开始查看起来，到处翻翻看看，最终只在一家店铺里找到几盒“壮阳药”。工作人员说，这涉嫌无证经营药品，至于是不是假药，需要拿回去查。

　　“要是我不来，他们肯定什么都查不到。”老高依然忿忿地说。

　　这次之后，高敬德把打假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杭州，不久又和杭州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不愉快。

　　“有一次我带药监局的人到一家店打假，他们居然当着店主的面问我，‘是不是他卖假药啊？’这不是故意泄露我的身份嘛！”老高越说越来气。

　　1月9日，高敬德到浙江省药监局询问他举报的几起假药案的查处情况。稽查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回答还是老样子，“举报已经立案，正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

　　老高不满意了，自言自语：“光立案有什么用，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高敬德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威胁说要把他们的行政不作为在网上发表，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破口大骂‘发表你妈个×’。”

　　“我父母已双亡，你为什么要污辱我父母？”高敬德气得拿起电话，想打110报警。那位工作人员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用膝盖顶他的下身。

　　这时，稽查分局局长王水荣闻讯过来将他们拉开，高敬德随即报警，冲突双方被带到杭州市西溪派出所接受调查。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高敬德到浙江省邮电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结论为“睾丸挫伤”。

　　老高后来才知道，和他产生纠纷的那位工作人员是稽查分局驾驶员朱旭辉。

　　1月12日，记者到浙江省药监局核实情况，稽查分局局长王水荣表示，当时高敬德和朱旭辉之间发生过推推搡搡，“双方互相有争吵，也有拉拉扯扯”，但朱旭辉“绝对没有殴打他”。至于高敬德为什么会“睾丸挫伤”，王水荣没有解释。

　　此前，记者随高敬德到杭州市药监局了解情况，局长郭泰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敬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应该是我们药监系统的同盟军。”尽管并不认同“职业打假人”的称呼，高敬德仍然为自己被称为“同盟军”而激动不已。

　　春节前，派出所把老高叫了过去，药监局赔偿老高900元钱，但他还是很生气。

　　王水荣开解他说：“老高，算了吧，你以后还要和我们打交道呢，你的奖励还没拿呢。”

　　说到奖励，老高更来气了。根据现行的举报奖励办法，对有功举报人的奖励比例在1％~6％之间，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万元。他给记者算账这几年前前后后花了将近11万元用于打假，拿到的奖励总共才4万多元。

　　“我要是为了奖励，才不做这赔本的买卖！”他挥着手，很是不屑，“我只是在维权！”

　　1月25日，已在杭州连续待了一个多月的高敬德回了趟上海，跟记者一块到上海市药监局了解情况。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侃侃而谈，介绍了上海市药监部门为提高药品合格率、杜绝假药所做的种种努力。

　　正在这时，老高推门而入，询问以前举报假药的处罚情况。陈的笑容消失了，说老高不懂礼貌。

　　“是不是假药不是你高敬德说了算的！”他还对记者说，其实“云仙牌”的成分和真药差不多的，对人体也没什么危害，“这两位记者是新跟你接触的吧？以前跟你打过交道的记者已经都不理你了！”

　　“哪个记者现在不理我了？你给我找出一个来！”老高急了，脸涨得通红，“你说出名字来，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把他叫来！”

　　双方声音越来越大。陈副主任突然不耐烦地站起来嚷道：“你在这里大吵大闹，是扰乱工作秩序，我可以叫公安把你带走！”然后又转向记者，“你们两位如果跟他一起来的，就一起走。”说罢拂袖而去。

　　高敬德看着陈的背影，张了张嘴，一时语塞。

　　走出药监局大楼，街上正飘着若有若无的小雨，高敬德赶紧裹了裹身上的衣服。他四处看看，似乎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本版图片均为周凯摄）

　　照片：即便住在医院里，高敬德还惦记着远在浙江金华的庭审，不停地给熟人打电话询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