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涤新的革命和学术生涯

　　许涤新的一生，深深地刻下了中国革命现代史的烙印，他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熔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身，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12岁就在当时任教小学的父亲的教导下，读完“四书”、“五经”，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语文基础。

1921年，他考进了现揭阳一中的前身揭阳榕江中学，受到揭阳第一个共产党员英文教师杨嗣震和进步同学杨石魂的教育和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新思潮，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大革命洪流席卷潮汕大地，许涤新在汕头教小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许涤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文科预科班。这时，广州已成为革命中心，许涤新参加了校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白天忙于街头宣传和校内反右派的斗争，晚上在图书馆阅读革命书刊。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四·一五”广州大屠杀中，反动派追捕中山大学的党团员，他在同学掩护下离开学校，幸免于难，但被学校开除了。当时，他看到大批同志血染刑场，非常悲愤，写了一首诗：“何处是归宿？滴水归大海。波涛兼天涌，千秋永不改。”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心。这年7月他考上了厦门大学，因无钱交学费，只好回到家乡，埋头读书，读了一些评论唯物主义的文章，受到启迪后，转向攻读政治经济学。

　　1929年8月，许涤新考入国立上海劳动大学读书。他半工半读，一边学习，一边干排字、拼版和印刷工作。当时，他决心攻读英文版三卷本的《资本论》。为了读通这部巨著，他一面学英文，一面学习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为后来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劳大”期间，许涤新由杜国庠介绍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下称“社联”)，历任“社联”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和宣传部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劳大”停课，许涤新与马纯古等创办了《社会现象》周刊，他任主编。这个刊物出版了7期就被当局封闭。“劳大”因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活动频繁，这年夏天被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7月，他转入上海商学院经济系学习，翌年毕业。

　　1933年5月，许涤新经杜国庠、蔡馥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任命为“社联”党团书记，次年调任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在地下斗争紧张的岁月里，他继续进行经济研究工作，经常收集材料，写成文章在《东方杂志》和《新中华》上发表，用实际材料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土地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内容。

　　1935年2月19日，由于叛徒告密，许涤新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被关进苏州陆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他铮铮铁骨，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一次绝食斗争中写诗明志；“团结如磐石，斗志似火流。怒口对狱吏，狱底不知秋。军棍与铁铐，—一身上来。最后胜利在，有谁感悲哀！”当他在狱中的废报纸上看到江西红军巳北上抗日，兴奋不已，即填《菩萨蛮》一阙：“铁流滚滚西征去，姑苏城外幽暗处。窗外月如钩，心潮万里流。春雷震狱底，狱底无秋意。壮志岂能囚？抗争不罢休！”

　　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被迫答应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经周恩来多方努力，直到“八·—三”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许涤新等一批共产常人才获得自由。不久，他被组织派去参加嘉兴战时服务团。11月，党又调他去武汉参加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群众》周刊于12月11日出版，《新华日报》于次年1月11日出版。这两个报刊的领导人是潘汉年，许涤新是《群众》周刊的责任编辑、《新华日报》编委会的委员。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新华日报》迁重庆，许涤新任编委和党总支书记。1940年冬他凋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秘书和统战委员会经济组长，仍负责党报和党刊的编委和撰校工作。当时，他在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以公开合法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与国民党的假抗日、真反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寇投降前，为推动大后方经济界的民主运动，许涤新负责筹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下简称“经协”)，以许涤新、沙千里等九人组成核心小组。1944年9月开始筹办，第二年正式成立。筹办期间，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他以“经协”筹委名义参加各界民主运动，发表过《对时局献言》、《我们对经济民主的九点意见》、《对经济问题的意见》，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周恩来曾出席“经协”召开的座谈会，给予鼓励。许涤新在筹办过程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既展开活动，又保守秘密，正确宣传我党的经济政策，搜集国统区的经济情报，开展经济界的统战工作，团结经济界的学者、企业中的职员和中小工商业者。日寇投降后，1946年春“经协”总会迁上海，在重庆、南京各设分会，直到1948年在白色恐怖下才停止活动。

　　许涤新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期间，针对战时国统区的经济症结，主写了大量经济评论。他基本上每月写一篇社论或专论。从1942年至1945年，他在繁忙工作和疾病困扰中先后写成《战时中国经济轮廓》、《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等著作。这对于提高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为解放后研究旧中国经济的重要资料。

　　1946年夏，许涤新随中共代表团到上海，住马思南路周公馆，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财经委书记。在离开重庆之前，他曾向中共南方局提出建议：国共谈判破裂后，有必要在上海设立一个联络点，办一个民营的通讯社，以便搜集国统区的经济情报。这个建议得到南方局的批准，到上海后他就筹办“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这个通讯社以民营名义招股集资，筹到一笔款子作为开办费，聘请杨荫溥教授为社长，娄立斋为总编辑。他们都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这个通讯社当时实际上是中共在上海的一个隐蔽哨所，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才结束活动。

　　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疏散干部，周恩来即派许涤新去香港，继续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许任中共香港工委委员、财经委书记、《群众》周刊及《华商报》编委。财经委为解决由上海撤退至香港的部分干部的生活费，办了一家新侨粮食行和新联公司，具体业务由梁隆泰和王斗充负责。

　　为了打开香港的工商界统战工作，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许涤新领导赵元浩等创办经济导报；还领导统战小组的周仁、何平等组织工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推举爱国人士黄长水出面，在香港政府注册，成为公开合法的团体。从1948年春开始，每周四聚餐一次，每次都请著名经济学家和有代表性的企业家讲话，如马寅初、胡愈之、章乃器、侯德榜等，许涤新、章汉夫也常在聚餐会上讲话。从上海来的工商界知名人士盛丕华、包达三、贺延芳也被邀来谈工商问题。参加聚餐会的人数经常超过200人。特别是在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捷报频传，聚餐会开成祝捷会。每次专题讲话和餐会情况，都在《华商报》、(经济导报》刊出。中共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崩溃的情况，通过俱乐部在香港传播出去，因此会址曾受到港英政府的检查和骚扰。在此期间，许涤新还撰写出版了《官僚资本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治、经济政策，宣传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资本等政策。这两本书是广大读者在革命形势转变关头所急需的读物。

　　1949年4月，许涤新从香港到北平，5月和潘汉年、夏衍一起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协助陈毅市长从事上海接管工作。他先后担任上海军管会接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华东财委、上海市财委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上海市工商局长及复旦大学经济所所长等职。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初期遗留下一个破烂摊子，物价飞涨，投机倒把活动猖獗，许涤新协助陈毅、潘汉年进行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倒把、收购产品、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工作。同时做好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工作，使一些逃到香港的资本家陆续回沪，这对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周恩来要许涤新做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开始到全国解放初期，他参加了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全过程。

　　1952年初冬，许涤新调北京工作，先后担任中央统战部的秘书长、副部长、兼中央工商局局长、中财委六办主任、国务院八办副主任(这两个办公室都是专管“资改”工作)、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前后，他在周恩来、陈云、李维汉领导下，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参与制订“资改”方针政策，起草文件、条例。在这期间，他曾两次列席中央政治局讨论“资改”的会议，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以后，许涤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改造的实践，写了不少有关“资改”的文章，对于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与作用，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他在总结资本主义改造的经验中既指出了成就也谈到缺点。如1980年他在《党史资料》上发表的《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伟大成就》和1982年发表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等著作中，既肯定了50年代改造的伟大成就，又指出由于“时间短促，主观上要求过急”，三大改造原定10年到15年完成，实际上不到4年就提前完成了，以致工作粗糙，产生不少后遗症，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

　　“文革”期间许涤新被揪斗一年半，关入“牛棚”五年半，受到残酷斗争和迫害。但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始终坚定。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监禁生活稍为改善时，他争取得到了3本《资本论》。他完全不顾关在“牛棚”的痛苦，白天劳动，晚上坚持读书、写笔记。他历经艰辛，写了45万字的读《资本论》的笔记，后来经过3次修改，写成《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一书，于1979年出版，1984年修订后再版。 ·

　　1977年7月，许涤新以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次年任社科院副院长。他把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科学和培养新生力量中。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他仍坚持按计划完成著作，常写稿到深夜。每当朋友劝他注意休息时，他却回答说“‘四人帮’剥夺了我10年的工作时间，过了70的人，余年是有限的了，更要抖擞精神，向自己的生命夺取时间，为社会主义增添一砖一瓦”。“文革”后10年，他的学术生涯如老树繁花，硕果累累。在学术研究方面完成下面几项编写和创作任务。

　　(一)集中全国经济学家主编了三部经济学辞典。他到经济研究所上班之初，就下决心要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建国28年了，我国还没有写出这样的辞典，这是我国经济学界欠人民的一笔巨债，必须尽快偿还!”在全国众多经济学家的支持和协助下，经过3年的苦干，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于1981年出版了。许涤新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编委会主任。这两部辞书到1988年全部出版。此外，他还主编了一部《简明经济学辞典》，作为普及政治经济学的工具书。

　　(二)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早在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带领部分中共省委书记

　　和中央经济部的部长在广东从化举办政治经济学学习班，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时，就提到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学习班结束时，周恩来提出应该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这一任务交给许涤新时说：“我们现在论述资术主义生产方式时，几乎都选欧美的，特别是以英国的资料作为根据。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就谈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本书如果写得好，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对中国青年教育有意义。”许涤新接受这个任务后，组织了一个编写组，先做收集资料工作。“文革”期间，全部工作停顿，直到1975年才把编写组恢复起来。1978年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协作，分工编写。这部书共分三卷：第—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全书共210万字，分别于1985、1990、1993年出版。许涤新为这部书拟定了指导思想和编写提纲，参加历届讨论会和解答问题，并撰写《总序》。总之，许老为这部书确是竭尽了心力，遗憾的是他在世时只看到第一卷的出版。

　　(三)重写《广义政治经济学》。70年代上期，许涤新在周恩来鼓励下就考虑动手写一部中国化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但因工作繁忙而未能实现。1947—1948年他在香港挤时间写了第一、二两卷，第三卷是解放后写的。这部书作为当时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是发挥了作用的。经过30多年的变迁，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变化。他认为过去写的体系不全，并且有一些失误，必须重写。他从1982年重新动笔，利用夜晚和假期，认真修改补充，经过3年的辛勤劳动，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终于出版了(1988年三卷本才出齐)。

　　(四)对生态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开拓。1980年以后中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但城市污染十分严重，树木被乱砍滥伐，以致水土流失，水灾频繁，许涤新深感生态环境的破坏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危害，多次召开全国性、由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参加的生态经济座谈会，倡导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倡议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推动生态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他与马世骏、侯学煜等自然科学家共同努力，成立了生态经济学会和研究机构，推动学会举办生态经济学讲座，编辑出版有关刊物、研究资料和教材，他还写了一本《生态经济学的探索》，于1986年出版(1988年被苏联翻译成俄文出版)，这本书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论述。他反对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主义老路，提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道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道路。1983年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聘请许涤新为《自然保护纲要》主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许涤新晚年所倡导的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已逐步得到实施和推广。

　　从1980年开始，许涤新还组织成立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着手对香港、澳门的经济进行了研究，为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做了一定的工作。1983年，英国政府制造“九月风暴”，造成香港股市暴跌，港元下滑，人心惶惶，却反口诬说是由于中英谈判收回香港所引起的。当时正在访港的许涤新即严正指出：香港当局应对港元汇价下跌负责，因为钞票是你们发行的。香港各界人士也纷纷激烈批评英国打“经济牌”不惜损害香港经济的做法。

　　许涤新除研究经济之外，还喜爱文学，爱好诗词，擅长书法。他在文艺方面的著作有《百年心声》——民主革命诗歌集、回忆录《永怀集)、自传《风狂霜峭录》。

　　1982年他退到第二线后，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汕头大学第一任校长(后为名誉校

　　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生态经济学会会长。

　　许涤新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

　　1988年2月8日，许涤新同志积劳成疾，因病逝世。邓颖超在为他召开的追悼会上，握着许的夫人方卓芬的手说：“涤新同志为党做了很大的贡献，尽到了他自已最大的努力。”

　　（中共揭阳市委宣传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