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照进现实私募集体骚动

　　“我是真正的私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3月24日下午2点，位于深圳深南大道的东方银座酒店三楼的纽约厅门外，人头攒动中，类似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厅内，只能容纳不到一百五十人的会场已经挤进了两百余人。

但依然有不少人被婉拒在门外——尽管他们中的很多都是“真正的私募”，也有很多人是从上海、北京、杭州等地专程飞来。

　　此前一周，国内A股已经在历史性的3000点上方站稳了脚跟。在这样的背景下，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与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深圳创新投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私募基金高峰会的热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国私募基金界的第一次的公开聚首，竟然是以这样“爆棚”的方式完成。

　　“中国私募基金即将迎来春天。”出席会议的深圳金融办公室副主任肖志家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深有感触。中国证监会、深圳市政府等官员的出席，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这种说法。

　　恰如沉默很久之后的第一声呐喊，这次聚会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聚会本身，而变成了一种仪式——以往神秘低调的私募基金管理者们，从这一刻开始，不再讳言身份，不再遮遮掩掩，开始走向灯光下的前台。

　　“几年后回首，2007年的这次聚会，可能会被定义为中国私募元年的开局。”一位参会人士十分感慨。而这个开局所引发的震动，必将被会场内外更多人的梦想迅速放大。

　　肖华的做法

　　肖华就有他的梦想，他也在会场内。

　　在投资这个圈子里，听说过肖华的人不算少——作为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他算得上名声在外。

　　不过真正能认出他的人也许不多，也正因如此，3月24日，他才得以能够低调地坐在会场。不过，他也许很快就会再次被更多的人关注。

　　几天之后的3月28日，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与深圳市尚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深国投·尚诚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即将成立。

　　深圳尚诚这个陌生的名字背后，正是肖华那个为很多人熟悉的名字。

　　2006年末，肖华悄然离开博时基金，转投私募，曾被业界视为私募基金向公募“挖墙脚”的“第一单”。

　　当然，这其实并不是事实上的“第一单”。早在2006年初，就有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张炜离职投身私募，原巨田基金投资总监管卫泽也加入了这一行业。

　　不过进入2007年，一切似乎都在加快。2007年2月1日，易方达基金公司宣布，其平稳增长基金经理梁文涛辞职，最新的消息指称，梁文涛同样转向了私募阵营，投身上海涌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后者与深国投合作发行了两期“亿龙中国”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转投私募的名单还可以继续拉长，如建信基金公司研究总监蒋彤、长盛基金的基金经理闵玉与原中金公司的李刚组成铁三角，加盟某知名私募基金，嘉实基金的基金经理刘欣也选择了离开。

　　“近期业内知名的基金经理盛传要离开的突然多起来，私募是主要的投向。”某基金人士告诉记者。

　　公募基金经理向私募的迁徙潮的出现，进一步凸现了公募基金存在的内在激励不足的问题，据悉，国内基金公司中，薪酬最高的一家公司其年终奖为36个月的工资，不过，即使如此，基金经理按照平均每年30万的工资收入计算，2006年的年终奖也只有100万。

　　“现在国内的私募基金基本上参照国外的对冲基金(HedgeFund)模式,即‘2-20’。”肖华透露，也就是说，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的收入大概是2%的管理费，加上收益的20%分成。假设一位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2亿的资金，2006年可以获得100%的收益，其可以获得的收入大约为4400万，扣除各项办公费用后，至少净收入在2000万-3000万之间。与之相比，公募基金经理的100万奖金还不到零头。

　　当然，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当前公募基金的规模太大，动辄上百亿，使得公募基金净值迅速增长的难度加大；而私募基金一般只有数亿规模，很容易出业绩，建立个人品牌。”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王先生的想法

　　肖华正在做的，王先生正在想。

　　会场内的王先生是来自上海的一家私募基金的管理人。他告诉记者，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在两个亿左右，“现在正在面临一个抉择，这次来参会，也是想得到一些启发。”

　　“目前的运作模式是专户理财，就是别人把帐户委托给我，我来操作，不承诺收益，有盈利之后我提取其中的20%”，他进一步详细地跟记者解释，如果自己是小富即安的心态，那么就这样下去已经不错了。而如果还想进一步做大，那么当前的这种模式就遇到了瓶颈。

　　首先是圈子太小，其次专户理财这种形式很多地方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界限，风险比较高。“同时也很难在公众面前打响自己的品牌。”

　　于是王先生想到了信托模式，正如肖华和此时此刻更多的圈内人一样。

　　“可以说信托为私募证券基金找到了一条通向阳光的路径，”一位与会人士表示，尽管这条路径目前看起来并不算坦途，而且还是局限在几家信托公司中进行试点，但是对于隐藏地下许久的“私募”而言，至少已经有了出路。

　　从2006年开始，“新型结构型证券信托”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2006年4月起，继明达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后，亿龙中国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随后天马、景林、睿信等一系列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先后出现。2007年又有林园、尚诚等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浮出水面，这些都还仅仅是以深国投为受托人的证券信托。

　　至今，大力拓展私募基金信托计划的信托机构主要有上国投、华宝信托、深国投和平安信托。

　　深圳模式VS上海模式

　　信托型私募基金的出现可谓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创新尝试。而四家信托机构按照地域不同形成两种成功的模式。

　　总部位于深圳的深国投和平安信托主要采用了风险共担的模式，其特点是私募机构在其中担任投资顾问角色，收取投资顾问管理费和特定信托计划利益(也就是获取超额部分的激励)。

　　以去年9月通过深国投发行的天马证券投资信托为例。其投资顾问深圳市天马资产管理公司收取的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投资顾问管理费，这一项费用采用和公募基金类似的年化管理费制收取，上述信托计划的投资顾问管理费就为0.5%。此外，对于深圳天马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更大一部分收益来自特定信托计划利益，按照相关的设计，深圳天马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获取信托计划收益的17%。

　　与“深圳模式”不同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国投和华宝信托则主要推出结构性产品：私募机构在信托产品中担当一般受益人的角色，一般受益人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资金，这部分资金将会作为保底的资金，同时在获取的收益超出预期的时候，一般受益人也可以获取超出预期部分的绝大部分收益。这种模式更加适合实力雄厚的私募机构，上国投旗下的“蓝宝石”系列产品以及华宝信托旗下的点金系列、千足金系列等均为此类产品。

　　与一般受益人相对应的是优先受益人，优先受益人实际上就是购买信托产品的客户。

　　以某产品为例，按照契约要求，成立时一般受益人投入的资金要达到优先受益人投入资金的三分之一，如果信托跌破面值，则一般受益人投入的信托资金会被用于保证优先受益人信托资金的安全。但是若信托计划终止时，信托单位净值高于1.128，则超过1.128部分的5%将作为优先受益人的浮动分成，剩余部分收益由一般受益人独享。

　　“结构性私募信托产品(上海模式)严格讲不是私募基金，跟当年券商三方监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过去是券商监管，现在换成了信托投资公司监管。”上海睿信投资董事长李振宁认为，“我认为比较符合私募基金理财这个概念的还是不保底、分成这样的信托理财产品(深圳模式)，我觉得这是发展的方向。”

　　“这也正是我这次来深圳的另外一个原因，想跟这边的有关信托机构接触一下。”王先生说。

　　一万亿的挑战与机遇

　　“我跟周围的人交流了一下，大家目前跟我的情况差不多，管理的资金大都在几千万到两个亿之间。”王先生告诉记者。

　　“按此推算，今天会场之内的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可能不会超过500亿。”王先生跟记者算了一笔帐，“500亿算不上很多，但事实上，他们背后代表的力量却十分惊人。”

　　“截至去年6月底，活跃在国内证券市场的私募性质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6000亿元，估计经过去年下半年国内资本市场的迅速扩张，私募基金总规模已经达到1万亿元左右。”这是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政协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雅芳一份提案中所涉及到的数字。

　　深交所研究员王霞的《中国私募基金发展前景和当前问题研究》的报告显示，我国私募基金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官方背景的合法私募基金，主要包括：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投资计划和管理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另一类是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非合法私募基金。这类私募基金没有合法的形式，其业务的合法性不明确。这类基金常常以投资顾问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等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其他投资者提供集合理财服务。

　　迫切期望走向“阳光化”的，正是第二类“地下私募”，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他们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

　　“非法集资罪名应该是最大障碍。”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德全律师向本报表示。

　　实际上，另外一个困扰私募证券基金的问题，是公众长久以来对私募证券基金的负面看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上市证券，多活跃于二级市场。由于有以往私募基金坐庄的先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国内名声不佳，国际上因对冲基金对市场冲击也鲜有美名。

　　“但随着中国股市的壮大和发展，客观上需要培育包括私募证券基金在内的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与会的有关人士表示，在深沪两市总流通市值(这个名词不久以后可能就会消失)约3.6万亿的情况下，公募基金业所管辖的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所占据市场份额接近30%。如果没有新的力量出现，中国股市可能成为一个公募基金互相厮杀和血腥博弈的场所。

　　“2·27暴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股市投资者结构过于单一。”上海睿信投资董事长李振宁说，春节前有过一个星期，每天赎回200亿，使公募基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公募基金为了应对深度赎回，不得不集体抛售，最终导致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单日最大跌幅的出现。

　　“4月15日股指期货的条例就可以执行了，股指期货将面临一个谁来投资期指的问题。”李振宁说，因为国外期指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私募基金，如果现在只有公募基金和券商做股指期货，没有专门熟悉对冲的机构的话，那么就会加大市场的金融风险。

　　作者：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