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率的政策是本土企业创新的关键

　　有效率的政策是本土企业创新的关键

　　·策划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重日益上升，但另外还有一方面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那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出现，从钱颖一(钱颖一新闻,钱颖一说吧)、陈志武(陈志武新闻,陈志武说吧)、王江到黄亚生、田国强，这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很大一部分在欧美的一流名校中获得了学术的开端，受到了名师的指导，有的甚至成为了这些一流名校中的学者。

　　在中国经济日益复杂，日益技术化的今天，上至政府决策，下至企业经营，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决策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了“全球25位顶尖华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将就公平经济机制、金融体系重塑和经济模式转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包括黄亚生、钱颖一和王江等学者进行访谈，希望由此可以倾听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见解。今天，我们将推出本栏目的第一期，针对内外资企业问题对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进行的访谈。

　　（谷重庆）

　　近日，关于娃哈哈与法国达能的合资与合作，由于娃哈哈老总宗庆后(宗庆后新闻,宗庆后说吧)对达能的“炮轰”而公开化，到底是民族企业的危亡时刻，还是普通的商业纠纷？在对外开放、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并存的局面中，大众舆论已经参与其中。

　　实际上，近年来，虽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字仍然稳定在一个高位，但社会舆论对于外资的角色和作用却发生着重新定位的争论。过去关于外资的提高就业论、输入资金论和技术外溢论等等都在进行重新的梳理，由此引发了对一系列个案的重大争议，例如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凯雷并购徐工的方案，从85％降到50％，目前又下降到了45％，不但丧失了绝对控股的希望，连对等股份也成为了泡影；而曾经对入主建行不感兴趣的花旗银行，在经过了与法国兴业银行的多轮竞购后，最终艰难的拿下了广东发展银行，但其突破单一外资股东入股中资银行不得超过20％比例限制的计划也成为了梦想。就在今年的两会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议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外资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从讨论问题变为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自主创新正在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政府政策的主流。

　　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不但是由于他任教于美国的一流高校，更是由于他多年以来，一直呼吁中国结束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为内资民营企业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黄教授本人身材瘦削，讲话的时候却是语快声亮，感情色彩颇为强烈。

　　尽管曾经多次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但经过对话，笔者还是发现舆论对黄亚生的论点存在一些误读，例如黄从来不主张限制外资，而是主张给予优秀的内资企业以支持。在某种意义上，黄亚生的论述延续了东亚奇迹中对日韩企业赶超战略的分析，而效率以及背后的机制，而非规模，再次成为了其中的核心论点。

　　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来华的黄亚生教授，并请他对内外资以及两税合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政策限制创新

　　《21世纪》：在经过了多年的争论之后，今年两会终于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未来将是25％的税率，但在过去提出的时候，还曾经有数十家外资企业反对的情况，您觉得这次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黄亚生：我觉得过去的阻力并不在于外资企业方面，而在于一些政府部门的思维方式。本届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口号实际上代表了比较新的思维方式，这其中首先是强调自主创新。

　　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地方，实际上也是更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你真正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就业，实际的效果是很小很小的。现在的政府更强调就业，觉得增加就业对现政府来讲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而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业的重要性明显不如现在，当时的国营企业改革，很多都是以失业作为代价的。还有就是在当时制定的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指标里，什么方面都有，规定得非常详细，有经济增长，有外资进入，也有一部分教育方面的内容，但没有就业。如果现在更强调就业，就必须支持本国的企业，因为本国企业创造就业是最有效的，特别是民营企业，而倾向于就业是改变对内资和外资企业不同待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1世纪》：有人认为，外资可以带来我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您怎么看？

　　黄亚生：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会带来技术，实际上效果不是很明显。你去看数据，像上海获得外资很多，浙江没有拿到很多外资，但是你要看这两个地区企业的创新能力，我觉得上海的企业远远不如浙江的企业。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标准可以来衡量两个地区创新能力的差距，就是企业申请专利的数字，上海的专利申请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年相当于浙江的3倍左右，现在还不如浙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上海获得了大规模的外资，实际上本土企业创新的能力并没有提高。你再看浙江，浙江并没有获得多少外资。

　　《21世纪》：您比较的是上海的本土企业和在浙江的本土企业，不包括外资公司在中国申请的专利吧？

　　黄亚生：这不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获得的专利。现在的情况是，好像外资公司和内资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数字大概是50比50的比例。可能上海有很多的外资公司在那里申请了专利，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呢？第一，所谓专利就是一种垄断，垄断权在外国人手里，不在你本国人手里，所以从中国人自己获得利益的高度来讲，本国人创造的专利和外国人创造的专利是不同的。

　　第二，如果一个地区有很多的外资企业创造专利，而本国的企业却不能创造专利，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21世纪》：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比如说同一地方，外国企业的专利很多，而本国企业的专利不多，能不能推测，实际上外资对内资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压？

　　黄亚生：可能有一定的挤压，但是我觉得就上海而言，是金融和相关法规有问题。如果一个地区的金融体制和法律体制是非常公平的，是根据效益来分配它的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的，那么外国企业很可能会刺激本国企业的创新，也不会产生抵触的效应。现在为什么有抵触的效应呢？可能是因为你本地有一个不合理的金融体制或者其他法规。

　　所以我是从来不赞成限制外资的，因为我觉得外资进来以后会刺激本国企业去创新，刺激本地企业科技能力的发展。但如果我是一个外资公司来北京创业，然后刺激本国公司去改善技术，引进新的产品。但是本国企业引进新的产品，改善技术是需要资金的，要到外面去借款，如果这个地区的金融制度不合理，因为是民营企业，或者因为没有很多固定的资产，而拿不到资金，外资也无法起到刺激内资企业提高技术的能力。所以这里面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外资企业对本国企业是一种挤压效应，还是一种刺激效应。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就是广东，广东进入的外资也非常多，但是广东的金融及相关法规，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有效率的，所以进入广东的外资对本地的企业，特别是对本地的民营企业也是一种刺激效应，同样是专利的数据，上海本地企业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广东的本地企业，在专利申请数量上是有巨大优势的，但到了90年代就不行了。所以你看了上海跟浙江以及上海跟广东的例子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

　　外资本身并不挤压本国企业，而是外资企业进来以后，如果有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它就会挤压本国企业。

　　资源是倾向于国企还是民企？

　　《21世纪》：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制度体系，即使没有外资也会照样存在相似的问题。

　　黄亚生：没错，照样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金融和法律体制本身合理与否，跟进来多少外资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地区没有进来外资也是歧视本国企业的话，那本国企业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质量，提升自己的技术含量。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本国的制度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果你制度合理，没有外资你也可以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比如浙江的企业；如果有一个合理的金融制度，即使有了外资也照样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比如广东的企业。我现在说的金融制度是广义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其他的一些制度。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现在讲要提倡本土企业的创新，提倡本土企业发展科技的实力，主要不在于外资多还是外资少的问题，而在于本身有没有一个有效率的环境。

　　《21世纪》：效率的标准是什么？

　　黄亚生：标准很简单。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就是民营企业，就是私营企业。

　　在任何国家民营企业都是最有效率的。在中国民营企业穷，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是压制他们的。过去我跟一些官员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讲发展科技实力，发展产品的更新，觉得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后来我就给他们举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日本的索尼,美国的微软、戴尔和IBM，它们都是民营企业。推动技术进步的，推动经济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民营企业。所以在中国衡量一个制度合理不合理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你的资源是倾向于民营企业，还是倾向于国有的企业。

　　中国的一些制度这么多年一直扶持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比如这个问题在上海曾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么一个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当然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更新。比如说银行的贷款是依赖于抵押，还是依赖未来的现金流，一个好的银行制度都是看重未来的现金流，而不是看重企业此时此刻拥有的固定资产。而中国现在的银行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抵押贷款的运作形式。而抵押贷款表面上公平，任何企业如果想到银行来贷款都需要抵押，但是实际上是扶持了国营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资产分配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当然它最有能力把它的资产作为抵押品来进行贷款，私营企业因为刚刚发展必然没有那么多的资产，所以抵押贷款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21世纪》：我想您更进一步的意思是政策应该有利于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合理的民营企业，对吗？

　　黄亚生：对。

　　公平商业环境最重要

　　《21世纪》：那国内争论多年的外资企业技术外溢论实际上的关键在于国内是否有一个公平有效的环境？

　　黄亚生：对。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么去思考：在什么条件下更容易发生技术外溢，在什么条件下不容易发生。

　　所有关于外资和内资的讨论，都不能离开中国本身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来讨论。外资是否有技术外溢效应的问题，经济学是有研究证明的，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比较合理，比较有效率的时候，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就比较大，当一个国家没有合理的金融制度的时候，外资所起的外溢效果就比较小，甚至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过去我们总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好像给人一种印象，只有外国直接投资，才能带来技术外溢的效果，或者才能带来技术转移，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呢？你看世界上到现在为止，最能够成功的从国外吸收技术的国家是哪些？韩国和日本。它们都不是靠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技术的，而是靠合同方式来获得的。合同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到外面去买技术。比如说一个中国的企业想从一个外国企业那里获得技术，那么有两种途径。一个就是中国传统认为的办法，也就是说你到我这儿来搞合资，你50％，我50％，然后你交给我这个，交给我那个等等，这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有一种途径，我是一个国内的企业，你有一个技术，我和你商议能不能租用你这个技术，租用多少年，然后付租金，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我用高薪把你关键的技术人员给你抢过来，这是第二个办法。

　　第三个办法是我把你收购过来，这都是出口资金获得技术，而不是进口资金获得技术，现在为止最成功的方式都是后面的那几种。韩国企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开始搞半导体，那时候韩国不是让英特尔公司、德州仪器来搞合资，它们到美国去把那些非常小的、搞半导体实验的公司给买下来，把其中的技术吸收进来，把对方的技术人员雇佣过来，是用这种办法来吸收技术的。直到现在，这还是更划算，而且更成功的一条路子。

　　再来看日本企业，日本的汽车工业分两种。一种是早期通过外资来获得技术的，一种是通过合同方式获得技术的。到现在为止最成功的日本汽车公司都是通过合同方式获得技术的，比如说丰田公司。日本尼桑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搞合资，丰田不搞，丰田当时认为自己一定要把这些技术学会，宁可花高薪去请外国的老师教会自己这些技术，也不跟外国公司去合资。如今，在包括业绩在内的各个方面丰田绝对比尼桑优越得多。

　　我们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认为只有合资才能获得技术，这种看法没有任何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用合同方式去获得技术的话，这对你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1世纪》：是的，似乎这些后发的自主创新企业，往往都是在很出色的民族企业家的带领下艰难成长起来的，国营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黄亚生：说来说去最后又说到企业所有制的问题了。我们过去说学习韩国的模式，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有去学他——韩国这些成功的企业全是民营企业、家族式的企业。这些人当时瞄准了日本，希望赶超日本。他们那种精神在国营企业是很难看到的。

　　像现代汽车在它刚刚开始搞汽车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人去全世界十几个企业买技术，然后到英国、到意大利用高薪去聘请退休的工程师来给他们搞科研。国营企业会这样做吗？所以怎么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在我看来，恰恰是很多的浙江民营企业，有韩国企业的那种精神。我了解到很多的民营企业都是到国营企业去挖人，挖技术人员，甚至是厂长。但是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运营环境是很艰难的。它这么做的效果是有限的，它可能顶多雇一个重庆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但是根本不可能到美国去雇人，不可能到德国去雇人，它哪儿有这个贷款？外汇额度都拿不到。所以说到最后还是本国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我对两税合一的态度，一方面感到高兴。但是第二方面我还是提出，如果不更积极支持民营经济的话，即使是两税合一，也达不到在韩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我所看到的那种效果。

　　《21世纪》：过去我们经常提外商直接投资的数字，现在说要提高引入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您怎么看待这个新的说法？

　　黄亚生：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如果我对中国过去的外资有所肯定的话，恰恰是因为过去中国的外资有很多是低技术的外资。我为什么这么讲？这些低技术外资的资金给了民营企业，实际上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中国很多生产低技术产品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们是无法获得资金的，所以这些香港来的、台湾来的生产低技术产品的资本，恰恰是给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渠道。如果我们现在片面的强调，只吸引西方的跨国公司，只吸引欧美的高技术公司，而同时又不去改变自己的金融制度，很可能受害者之一就是中国那些从事服装业和鞋袜业的民营企业，所以我是不太赞成的。

　　这个口号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执行，是不是又会去搞一种行政上的审批，然后审批外资技术含量，如果那么做的话我是非常不赞成的。但是如果提出这个口号是说，两税合一以后，改善我们自己的金融环境，改善我们的经营制度，最后外资的质量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高，那我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如果中国改善了自己的经营制度，又改善了税收的不合理性，那么自然而然外资就会变成高技术的外资。

　　比如印度的外资，从进入的量上是远远不如进入中国的那么大的，但是印度外资技术含量肯定是比中国高。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民营企业不需要通过外资来获得资金，本国银行也可以给它获得资金，所以它对低技术外资没有这种需求，如果没有需求，等于价格是零，价格是零的话那些外资就自然而然不会进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去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