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行大案的思考

    杜晓明

    最近,发生在银行内部的一系列案件,都在说明一个同样的问题,银行是目前大案要案的重灾区,内鬼猖獗作案已经给金融行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2007年4月14日,邯郸市农业银行金库发生一起特大盗窃案,被盗现金人民币近5100万元。这是建国以来发生在银行内部盗窃库款的最大案件。

    1月2日,台北市发生台湾历年来金额最大的运钞车抢案,运钞车司机监守自盗,劫走5600万元现金(新台币)后,立即持预购的机票离台。

    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情况,从2005年到2006年9月,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现经济案件和违规经营案件1811件,涉案金额50多亿元。仅2006年前9个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理作案人员744人,比同期多处理181人。追究其他有关人员责任3383人,其中追究领导责任1460人,有110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

    对于具有“三铁”信誉的金融行业,为什么大案要案不断出现,这些弊案又能说明什么呢？

    首先,金融犯罪有着社会滋生的温床。当前金融行业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这一时期金融行业旧的机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机制又未完全建立或者未真正有效实施,这是当前金融领域犯罪现象突出的社会原因。金融犯罪作为改革时期的产物,它是尚未真正建立起金融新秩序与市场经济新秩序而派生的社会毒瘤。在这种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特别是我国入世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全面加大,各种隐蔽矛盾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甚至酿造成金融案件,这是产生金融犯罪的社会根源。

    其次,预谋性内部案件增多。金融犯罪多涉及金融诸多领域,犯罪过程具有明显的预谋性。犯罪分子大都事先熟悉金融活动过程及有关规定,然后利用各环节的漏洞或薄弱点,实施作案；同时,这类犯罪一个人作案往往难以得手,必须纠集数人分工合作周密策划,设置骗局,因而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以便进行较为充分的预谋。最近发生在邯郸市农业银行金库特大盗窃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三,法制、规章制度执行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经济类型、分配形式等都呈现多元化。由此带来犯罪主体的复杂化和犯罪客体的多重化以及犯罪形式的超前化,现有的法律规范已难以适应商业银行运营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金融法制尚不健全,金融管理职能界限尚不分明,使得金融违法犯罪分子有隙可乘,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此外,少数金融单位、部门内部管理混乱,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有章不循,部门内部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人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产。

    其四,金钱至上诱发金融犯罪。随着我国金融与世界的接轨和融合,蜂拥而至的西方思潮和良莠参半的“现代文明”,同我国长期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结合在一起,严重腐蚀和冲击着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是部分人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人生观、价值观在特定条件下恶性膨胀,成为实施金融犯罪的催化剂。他们的犯罪动机已不再是生活必需型,而是挥霍享受型、营利型及为子女谋利型；他们抵不住高消费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支配下,往往不惜以身试法,走上犯罪的道路。

    其五,腐败和金融官僚滋生犯罪。金融犯罪的猖獗与金融机构的官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不仅直接助长了贪污、贿赂以及金融犯罪的发生,而且引起了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甚至整个金融市场内部的混乱,为金融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机会,甚至成为犯罪分子逃脱惩罚的保护伞。这样,无疑削弱了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预防和打击金融犯罪的斗志和能力,刺激了犯罪分子实施金融犯罪的欲望。

    怎样才能防止内鬼作案,防止大案要案的发生呢？根据专家建议,当前要着重落实以下几项措施：

    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金融员工自身防腐拒变的免疫力。金融单位应该联系实际,开展反腐倡廉、遵纪守法、职业道德、人生价值和法制意识的教育。通过教育引导,从源头堵住产生员工犯罪的思想闸门。

    其次要加强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堵住助长犯罪的空隙和漏洞。建立健全各级岗位责任、营业柜组复核查点、贷款(理赔)集体审查、离任审计、公开办事程序,设立举报监督电话等制度,将各项金融业务活动纳入公众监督和法制轨道。

    同时要加强协防机制建设,增强对广大员工犯罪的惩戒力度。要在人员编制、装备、经费上适当倾斜,努力为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发挥职能作用创造条件。加强内部监督检查是防范内鬼作案的直接威慑,邯郸农行金库发生盗窃案如果经常进行查库检查,犯罪分子就不会大胆作案,更不会长期作案,当然也不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如果各级检查机构,包括银监部门、人民银行、审计部门、银行内设监督机构等都能负起责任,银行大案要案就会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