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英特尔一个支点

　　进入中国22年来，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一直担当着外商典型，与中国政府“芯心相映”：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开发浦东，1994年英特尔宣布在此建立芯片封装测试厂；2000年，中国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英特尔宣布在成都高新区建立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而今在振兴东北的大旗下，英特尔又把一笔25亿美金投资的现代化芯片厂落户大连。

　　“支持和推动中国IT产业的发展”，是英特尔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英特尔与联想联手推出“万元奔腾”计划不仅成就了联想，也彻底改变了国外品牌主导中国PC产业格局。去年英特尔以最高票数获得“2006中国最佳企业公民”奖。按照我们熟悉的童话结局，从此，英特尔就和中国市场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英特尔最近几年烦恼频生，辛辛苦苦把市场培育起来后，分羹者随之而来。

　　英特尔需要一个支点，用完美的战略重新撬起市场和未来，中国就给了他这样一个支点。而英特尔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也同时给了中国一个支点。互为支点，互相推动，这就是英特尔所追求的战略倍数效应。不仅大连项目为中国“十一五”规划中“提高对外开放及引进外资水平和质量”提供了最新的成功典范，而且历数它之前在中国的投资与合作，都鲜活地说明一个真理：将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找到契合、协调一致，是所有觊觎中国机遇的跨国公司们最优的选择

　　□主笔 王晓玲　　记者 刘丽娟

　　大连的“一千零一夜”

　　一名工作人员举起手中的一块300毫米晶圆，下午的太阳照在上面闪着亮光，他的身后是一片荒地，身前不远处，则是一群摄影记者在“咔嚓”、“咔嚓”猛拍。

　　3月27日，大连虽已是早春的天气，但地上还看不到一丝绿意。这里是大连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B区，未来英特尔投资25亿美元兴建的12英寸（300毫米）芯片厂就坐落于此。这一天上午，大连市政府和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大连隆重举行英特尔芯片项目落户大连暨半导体技术学院创建签约仪式。此前一天，英特尔公司总裁兼CEO保罗·欧德宁已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意义重大的项目——大连工厂不仅是英特尔在亚洲的第一座晶圆厂，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单笔最大的外商投资。英特尔也由此成为在华累计投资额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

　　中国政府对英特尔芯片厂在全球“海选”中最终决意落户中国大连而感到振奋。出席发布会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把此次投资称为近年来中美经济合作最大的项目之一。他说：“这一先进的制造项目将对中国IT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将在推动人才发展、改进基础设施和产业供应链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一向严谨的大连市长夏德仁放弃了准备好的讲稿，决定向外界披露一下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叙述这一“跨国公司在中国质量最高的项目投资”时，几次用“百感交集”形容自己的心情。面对记者采访，他更激动至当场落泪。自2003年英特尔前任CEO贝瑞特表达出在亚洲设厂的意愿，历经三年谈判，大连不仅战胜了全球20多个城市，也战胜了自己——他们动员了50多个部门的力量，回答了英特尔列出的800多个问题。

　　“倍感艰辛!”回忆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夏德仁说。

　　大音希声中的“芯”心相惜

　　三年前，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第一次走进北京嘉里中心的英特尔中国区总部。“这是双方的合作的开始。”英特尔中国区策略合作总监王黎向《商务周刊》回忆说，“夏市长知道贝瑞特将在4月访华，所以提前来邀请贝瑞特来访期间到大连做客。”

　　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三访东北，并指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而大连当然也希望趁此机会优化本地的产业结构。王黎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外资比较集中的一个城市，但向来以日韩企业居多，夏市长也希望能把欧美企业引进大连。”

　　但一个月后时任英特尔CEO的克瑞格·贝瑞特的第9次访华并没有踏进大连。在参加英特尔在成都建立的芯片测试封装厂奠基仪式后，他去了沈阳，并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中国振兴东北的背景下，我决定实地来东北看看。”贝瑞特说，“这里有着很多的城市人口，有着庞大的工业基地，我将与当地的工商界领袖探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对当地生产及设备的信息化改造，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大连并没有放弃。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赶到沈阳，经过争取，与贝瑞特有了一次半小时的会面。大连的诚意打动了英特尔。2004年6月9日，双方在大连就联合建立宽带无线接入（WIMAX）示范网签署了合作协议。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合作成果，但受到鼓励的大连市开始殷切邀请英特尔考察大连的投资环境。作为全球性公司，从美国、爱尔兰到以色列，从经济层面到社会层面，英特尔每投资一个新厂，都会给所在地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英特尔的考察团队所到之处，当地政府都以百分之一百二的热情接待。但是英特尔选址的苛刻也是全球闻名的，必须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王黎说。

　　2004年的最后一天，英特尔负责投资和合作的高级管理层来到大连，与大连市政府有关人士进行沟通。2005年1月17日，第一个英特尔全球的投资考察团在没有说明来意的情况下走进大连开发区。

　　“当时英特尔的来宾只是说投资项目要保密。”负责招商工作的大连经济开发区副区长王延辉博士回忆说，“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就按投资选址的公司接待，你有问，我有答。”

　　“看得出他们是有备而来，问题很详细。”王说。

　　王延辉等大连市官员知道英特尔在成都和上海都有投资，也通过收集外国媒体的信息，知道英特尔正在为一座新的芯片厂考察全球许多国家的城市，大概有20多个城市在比选。王延辉对《商务周刊》说，“他们既然不说做什么项目，我们主动去探听也没意思。”

　　但实际上，据王黎透露，这一次考察，英特尔内部当时并不是为了正在全球比选的新芯片厂。“因为我们刚刚在成都封装测试厂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她解释说，“但是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巨大潜力，还是决定来大连走一走，看一看。”

　　英特尔沉默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更多的玄机。英特尔在中国建芯片厂的想法由来已久，但在2004年，这个想法不可能成真。当时65纳米制程的芯片制造新技术刚出现不久，90纳米仍占据主流尖端技术的位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严格控制对尖端技术与生产线的出口。最初，实施这一控制的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巴统），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的遗物，失去存在理由的巴统于1994年解散，随之而来的是1996年《关于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瓦森纳安排》），即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33个成员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或转让技术时，必须严格遵守“控制清单”，包括军品清单、军民两用清单及技术清单，凡清单上的产品和技术一律禁运。英特尔的90纳米制程芯片组属于清单上的绝对禁运之列。

　　但这一年发生的一连串看似并无关联的微妙变化，使得大连入选英特尔芯片厂址出现转机。当年，贝瑞特在美国圣何塞市演讲时曾猛烈抨击：“如果我想在中国设立一个90纳米的芯片厂，美国政府肯定会说‘绝对不行’”，“我们现在就像一只手被捆在背后和别人打拳击比赛”。

　　更为重要的是，2004年10月，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宣布，公司已经与美国手机芯片巨头德州仪器达成协议，采用90纳米技术为对方代工，美国上下，以及不少《瓦森纳安排》的会员国一片哗然。12月，中芯国际CEO张汝京应邀在华尔街演讲，他趁机高调澄清：中芯国际即将采用的90纳米技术属于中国自主研发，只用于商业，没有西方国家所谓的军事用途。

　　中国采用90纳米技术的生产线投产，德州仪器的认可，再加上随后英特尔对45纳米技术的推进，使《瓦森纳安排》的“控制清单”不得不稍作调整。也是在2004年，中国政府首次与《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委员会展开对话。

　　这时把镜头切换到中国东北的大连，局势在2005年开始明朗起来。

　　王延辉回忆说，由于早已知道英特尔芯片厂的选址计划，而且又有了双方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大连方面不敢怠慢，随之专门成立了30多人的项目办公室，副市长戴玉林挂帅，搞半导体出身的大连信息产业局副局长唐忠德担任主任，王延辉作为开发区的代表也加入谈判组。这个项目被称为“06”项目，一是希望能够在2006年完成，也取“六六大顺”的吉祥寓意。后来英特尔将工厂命名为“68”工厂，也同样取“顺发”之意。

　　2005年3月，另一批英特尔的经理从美国飞来；夏天，又换了一批人来到大连。“每次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级别，不同目的，分别是考察人力资源、教育环境、基础设施、周边环境，每次人员人数都不一样。”王延辉说。

　　这半年的工作后来在发布会前后被渲染得很有些传奇色彩。英特尔的调查特别详细，总共设计了“800多项问题，1200多页的问卷调查”。大连方面的项目组十分尽责地完成了调查。“基本上每个公司来考察都会发问卷，只是深度和广度不同，英特尔是最细的。”王延辉说，“英特尔之后，别的公司来就不用再做基础环境调查了，因为他们说英特尔都替他们把这个工作做完了。这也是一个效应，比我们宣传讲多少好话都管用，英特尔都认可了，我们还说什么？”

　　“他们每次的问卷都有时间要求，而我们从来都不会拖一分钟的。”王延辉说，“我们知道英特尔是一个敏捷而讲求执行力的公司，但我们开发区的招商工作也一向遵循国际惯例，绝对不会让他们比下去。”

　　王延辉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2005年3月份，英特尔全球的大队人马到大连看现场，看过项目组展示的基础设施图板后，要求要一份电子版资料。

　　“当时他们下午看完现场后就要直奔机场上飞机。”王延辉回忆说，行程中有一项是在考察结束后安排英特尔的人去开发区的银帆宾馆上洗手间，英特尔的人离开后，王延辉立即打电话安排，英特尔的人离开时，已有专人把刻好的光盘送到他们的手里。“这样的速度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她说，“当然，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赢得了分数，因为光盘拿回去，他们就可以用来做分析了。”

　　为了保证工作组的效率，大连市上上下下全力配合。王延辉告诉《商务周刊》：“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我市协调、动员了50多个部门和单位。”

　　“英特尔的问卷大多是现在时和过去时的，当然，也涉及一部分将来时的。对于我们大连市和开发区‘十一五’规划中获得批准的政策，我们直接说就行了；如果我们有拿不准的，或者原来没有的，我们就直接向市政府请示。”王延辉说，“真是一呼百应。”

　　对于大连，英特尔项目确实是一个艰苦的考验。王黎说：“我们的选址小组设计的问题非常具体，而且经常一要就是一百年的数据，中国的数据库根本没有这么长时间，但是还必须要找到，大连方面的紧迫感和挑战是肯定的。”

　　王黎表示，大连所倾注的资源和团队的高效率，也降低了英特尔的工作成本。她说：“我们和大连市政府早已有过沟通，如果他们认为这件事是符合大连的战略发展方向，那就要协调全市关键部门的资源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不可能跟一个个具体部门来沟通。”作为英特尔一方的协调人，和王黎对接的是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而如果有些事情戴副市长也做不了主，她可以直接走进市长夏德仁的办公室。

　　成本最低，收益最高

　　2005年7月，英特尔正式告知大连方面他们的投资目的，接下来就是静候英特尔总部的决断了。但其后的过程也并不平静。

　　2005年前后，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向英特尔抛出了建厂的橄榄枝。在亚洲，菲律宾、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以及越南都在拼命向英特尔方面争取。同时，美国本土、爱尔兰和以色列等国家也都在不遗余力地游说。

　　在大多数“传闻”稿中，对大连的成功都有类似如下的猜测性描述：“除了其他地区的成本因素外，最终选址大连，与曾担任过大连市长的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不无关系。”而在海外媒体上，大连的竞争对手还有英特尔已经投入90纳米技术的以色列与爱尔兰，以及软件优势明显、正准备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印度。

　　“虽然心中没有底，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就算只有1%的可能，我们也要付出100%的努力来争取。”夏德仁说。

　　2005年底，对大连信心的一次重要考验来了——印度单方面宣布了英特尔将在该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在《印度经济时报》等媒体上不时推出“AMD已决定落户芯片城（Fab City），英特尔正慎重考虑”、“英特尔正与印度政府就芯片优惠措施谈判”之类的进展性新闻后，是印度信息科技部部长马兰（Dayanidhi Maran）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的脱口而出：我们和英特尔已经谈好了。

　　大连方面的工作组第一时间从网上获知了这个消息。一直在第一线的王延辉表示，自己听到消息时第一感觉是十分震惊，但随之觉得，“印度人的做法对他们自己不利”。

　　“因为英特尔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保密。我们内部人都知道我在抓英特尔项目，平时在办公室、电梯里有人来打听，我从来都不会透露。”她说，“结果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英特尔否认了消息，并取消了印度的资格。”

　　王黎对此表示，遵守承诺，保守秘密，是相互信任的一个检验。

　　不过大连市领导也不敢怠慢。2006年1月，副市长戴玉林带队，组织“06项目”主要负责人赴美公关。当年2月7日，春节刚过，英特尔方面授权其副总裁陈伟锭专程赶往沈阳，向辽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通报了英特尔公司的决定：大连正式被列为首选城市。

　　“我们清楚这并不意味最终胜出，还有好多备选城市，这也是他们在全球投资的一贯特点。”王延辉说。

　　此后，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尽职调查阶段，实质上就是项目报批阶段。这一阶段要落实各项具体细节，要获得两国政府的审批，与项目相关的实质性内容要落到实处。

　　事实上，此前双方已经就这些“实质性内容”进行了详细沟通。从2005年7月英特尔正式告知大连方面项目内容后，第一次商务谈判在2005年10月开始。中方组成了以戴玉林为首席谈判代表、来自15个单位共33人参与的谈判代表团，英特尔则派来了专门负责商务谈判的团队。经过十几次的讨价还价，包括项目的基础设施如何配套，项目如何促进等细节全部达成一致，于2006年7月11日在大连正式签署了合作总协议。同时，大连开始了项目选址场地的居民动迁和场地“七通一平”工作。

　　对于商务谈判的具体内容，双方都没有更进一步的透露，大连市方面解释说：“世界各国和地区为了鼓励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均有程度不同的产业政策给予扶持和鼓励，中国国务院颁的18号文件就是例证。各地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各自的优惠、鼓励政策以及保障措施，但相互间出于对高科技产业重大项目引进的竞争需要，彼此是保密的。”

　　“可以肯定地说，英特尔大连项目是国际上同例项目中政府成本最低的项目。”夏德仁说，“但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同样将给予对外保密，以避免出现关于违反WTO中《关于国民平等待遇》原则的猜疑和指责。”

　　此时，大连加紧进行各种项目报批手续。王延辉透露，这其中包括由国家环保总局认证的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核准，需要国家发改委牵头，专家认证，再报经国务院批准；土地预审，由国土资源部牵头；企业章程审批，由国家商务部牵头；还有出口加工基地的审批，这是海关总署牵头的。

　　其中的关键所在，是英特尔要求项目进入大连出口加工区B区，但B区原址不符合投资要求，放不下。英特尔又看中了大连双D港。从2006年7月15日起，围绕项目的环境评价、土地、出口加工区项目核准等十几项审批业务，陆续上报辽宁省政府和国家各相关部委。该项目的审批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13个国家部委、两次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其中，仅出口加工区的扩区就要有国家相关9个部委汇签，而且当时国家正在严格控制出口加工区的扩区。当大连市要求扩区的报告通过辽宁省政府上交国务院，国务院随即给海关总署发文征求9个部委的意见。

　　“恰好在2006年上半年，这9个部委一起到大连开会，是出口加工区A区的工作检查会。我们分别向9个部委做了汇报，并在年底得到了批准，这也是近年来国家唯一批准的出口加工区扩区项目。”王延辉回忆说。

　　在中国全面加强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项目能够在一年时间内获得国家的批准，可说是十分顺利。所有准备工作结束后，2006年11月，双方在大连富丽华酒店进行了最后一次商务谈判，最终达成建厂协议。

　　3月26日，英特尔和大连市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英特尔宣布投资25亿美元在大连建立一座300毫米的芯片工厂，主要生产主板芯片组，这是英特尔在亚洲的首个芯片生产厂。被大连市政府称为“06项目”的这一特大型高科技投资项目，在历时三年后终于落定。

　　根据英特尔的计划，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目前大连市正忙于开工的准备工作，为解决英特尔员工子女上学，大连市与英特尔合作于2006年投资3000万美元创办的国际学校，今年9月7日就能正式开学。

　　为解决未来的人才缺口，英特尔落户大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大连市政府、大连理工大学联合创建半导体技术学院，总投资为3.48亿元人民币，英特尔公司还将无偿捐赠一条价值3600万美元的8英寸芯片生产线设备。

　　目前，大连理工大学已经决定将相关专业的学生转到集成电路专业，为英特尔工厂培养技术人才。同时大连的相关专业中专、职高学生也将加入英特尔公司成为“蓝领”，即将成为这一项目的受益者。

　　大连乃至中国政府都在庆祝这一“代表了中国对外开放新高度”、“提高对外开放及引进外资水平和质量政策的成功典范”。王延辉表示，英特尔的集聚效应已经产生，已有一家美国光电子元器件企业去年正式落户，另外，物流、服务业、IC集成电路设备等各相关行业的众多企业也都在洽谈中。他说：“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软硬结合对整个地区的拉动非常明显。”

　　而对于英特尔来说，从平均海拔500米的成都，来到海拔60米的大连，意味着这家“全球性公司”在中国的战略深入和本地化程度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点。

　　英特尔重新奔跑　领跑者对跟随者的胜利

　　4月9日，在英特尔中国总部，中国大区总经理杨旭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对芯片厂2010年投产后给中国市场的拉动充满憧憬。

　　从1990年代初，英特尔开始在中国连续投资，目前成立了4个研发机构和上海、成都两个测试和封装基地。“大连项目投产后，英特尔将在中国拥有从研发到生产的价值链的所有环节。这肯定会加快英特尔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速度。”杨旭对《商务周刊》表示，未来完整的产业链将使英特尔在中国市场反应速度加快，而中国这个新兴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要求满足中国特殊需求的产品。

　　他说：“中国市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PC和笔记本市场，大连生产基地投产之时，中国市场已经与国际接轨，出口贸易条件、海关报税系统、人民币流通环境都会得到改善，有这样的工厂在中国，在生产和客户支持效率方面，英特尔中国也肯定体会到近水楼台的好处。”

　　由于近两年AMD与英特尔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升级，因此，分析师们大多从成本和价格角度来看这个项目对英特尔在中国市场业务的影响。美国《商业周刊》此前的报道指出，虽然英特尔仍然在中国占据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得益于同联想等PC厂商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AMD在台式机市场占据了30%的份额，而英特尔的市场份额则下滑至70%以下。

　　计世咨询副总裁曹开彬认为，英特尔对大连的布局是其全球策略拓展和重塑竞争优势的必然结果。他说：“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降低成本是重要竞争手段，在大连建厂的低成本优势非常有利。”

　　有业内人士指出，英特尔对于制造成本的敏感，对低成本的渴求，超乎普通人的想象。英特尔在美国的主要工厂全部成本导向，建于新城或低薪之州。这家成立于1969年的芯片公司，1972年就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建立了一家封装测试厂，原因是那里刚推出工业园，税收政策与人力成本十分诱人。近几年，面对AMD一轮轮的价格战，英特尔压低生产成本的需求再次提升。2006年底，英特尔将越南封装测试厂的投资从3亿提高到10亿美元，也是出于强烈的低成本需求。而当外移封装测试厂解决不了大问题时，英特尔就不得不考虑在相对高端的生产线上降低成本。

　　但杨旭强调，成本肯定是一方面的考虑，但不是唯一的考虑。“我们不能单纯说中国工厂的成本比全球降多少，而且英特尔产品精确复杂，规模非常大，英特尔全球的各个厂生产流程完全一样，都非常重视成本控制。”他提醒记者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新工厂带来的成本优势，“更重要的在于效率，大连芯片厂与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振兴东北及高科技产业升级的战略完全吻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政府必然给予足够的支持与帮助，其中产生的倍加效应，折合起来是成本上没有办法估算的优势。”

　　显然，有了核心应用研究和产品应用开发，又有了两大封装测试厂，如今再加上芯片生产项目落户，英特尔已经在中国构建出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直采用跟随战略的老对手AMD靠销售“单打一”的力量显得非常薄弱。

　　“这就是领跑者对跟随者的优势，20年战略深耕对几年战术投机的胜利。”杨旭说。

　　和英特尔在一起

　　3月14日，杨旭前往青岛拜访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张瑞敏博客,张瑞敏新闻,)。杨旭此行还带去了一个10多人的团队，该团队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英特尔中国内部所有资源与海尔的合作。

　　和英特尔站在一起意味着什么，这一年来，海尔计算机本部副总裁方纯松感受最深。去年4月，海尔在北京举行了采用英特尔睿核双核芯片的7998元笔记本电脑发布仪式，第一批3000台样品很快就在现场被经销商定购一空，甚至北京的三家经销商为了抢货，在发布会现场扭打在一起，最后闹到110过来调解的戏剧化场面。

　　方纯松回忆说：“那一天要货的电话，打爆了我三块手机电池。”

　　从2006年开始，海尔成为国内与英特尔走得最近的厂商。目前，海尔也是唯一只与英特尔而没有与AMD进行战略合作的主流PC厂商。

　　方纯松总结说，2005年6月进入笔记本电脑行业的海尔，明白自己必须要抓住IT产业的脉搏——那就是海尔要坚定的与英特尔站在一起。

　　整个2006年，海尔都在实践这一理念。2006年3月，海尔电脑率先推出双核笔记本和双核台式机，独获英特尔颁发的“双核平台转型杰出领导奖”；7月，与英特尔联手在上海全球同步首发酷睿2处理器，成为酷睿2处理器“全球首发中国独家”厂商；11月，海尔与英特尔联合成立创新产品研发中心。

　　今年4月3日，在海尔-英特尔酷睿2普及风暴媒体互动活动现场，海尔计算机本部营销总监周兆林再次向《商务周刊》表示，海尔电脑去年首发酷睿2的意义不在于首发，而在于海尔能够和英特尔站在一起。“我们找到了切入这一市场的正确方向。”他说，“酷睿2在英特尔整个产品策略里是一个重头，抓住了酷睿2就抓住了成功，所以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之前，海尔电脑高调宣布了2007年销售目标：在国内卖出40万台，海外销售20万台，一共60万台。

　　但是，近两年英特尔与OEM厂商的关系正是在业界受非议的焦点，尤其是2006年上半年，英特尔的合作伙伴被AMD逐个“策反”。2006年1月，AMD携手惠普；3月，AMD和联想全面合作；5月，戴尔加入AMD阵营，并在8月将双方合作拓展到台式机领域；9月底，AMD与方正联盟。

　　业内普遍的看法是，联想、方正等英特尔过去10年培育的合作伙伴已经不复亲密关系，正是此前英特尔与国内OEM厂商的合作策略导致了这一结果。英特尔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影响国内PC厂商们的起落沉浮，并以此构建一个相互制衡的关系网。2001年，英特尔把奔腾4代处理器的首发权授予了TCL，而2004年推出迅驰第二代Dothan时，得到这一机会的是此前从未涉足笔记本电脑业务的海尔。这种“金手指逐个点”的做法虽然让TCL、海尔大有斩获，但也让联想这样的合作伙伴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关系。

　　2006年上半年，英特尔让业界感觉一直处于梦游之中。但杨旭对此说法表示反对：“英特尔从来没有睡着过，只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突然醒了，终于看到中国市场很重要，一窝蜂进来要切一块蛋糕下来。这和我们当初服务市场、创建市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杨旭表示，现在英特尔的对手越来越重视中国，前几年的资源投入也呈现出短期效果。“OEM厂商觉得有更多的选择了，这是很自然的。”他说，但英特尔的对策不是简单地加大投入支持合作厂商的市场资金，换得更大的业务，靠降价来维持市场地位，而是要从产业发展方向考虑。

　　“目前整个IT产业最大的趋势是3C融合，面对数字家庭带来的数据业务，我们现在非常清楚，英特尔的业务核心就是处理大量数据。”杨旭说，“处理数据的设备绝不仅是PC本身，所以英特尔和产业合作的范围完全超过了过去PC领域，扩展到通讯、家电等行业。”

　　“英特尔有句话，英雄所见略同，才能走到一起来。今天的海尔也看到了这一系列的变化，所以当海尔与英特尔沟通时，双方能够很快取得共识，基于这样的共识，去年英特尔与海尔的合作无异于雪中送炭。”杨旭说。

　　他认为，并不是英特尔用点石成金的手指在行业内任意选择伙伴，而是每一个时期，每一款产品都要找到最为志同道合的厂商。杨旭透露，2001年时，英特尔找遍联想、方正、长城等国内大型PC厂商，但只有TCL看到奔腾四是一个机会，敢于大胆的在市场上推奔腾4；到2006年，换成海尔看到了酷睿的机会。

　　“英特尔的做法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会不断带动技术，而且要在第一时间把技术带到中国来。”他认为，产业里的合作伙伴会看这个技术是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坚信能够与英特尔一起去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如果他对这个产业有信心，对英特尔要走的路判断是一致的，那他的策略就是我们战略性合作的策略”。

　　2006年5月16日，英特尔宣布了原英特尔中国联合总经理、来自新加坡的赖一龙和美国人简安琪调离，18个月前升任亚太区总经理的杨旭重新回归担任英特尔中国区总经理。有业界人士指出，重回中国区后，杨旭将秉承其怀柔策略，利用其在中国IT行业10多年积累的公谊和私交，拉近与渠道商、OEM厂商的关系，建立应对AMD的铁幕。而当天晚上，杨旭就出现在联想天逸笔记本的发布会上。这是自2004年8月联想与AMD合作“圆梦电脑”后，英特尔的高层首次出席联想的发布会上。

　　但杨旭坚称，这只是一个巧合，“实际5月16日我去参加联想的活动早已提前安排好了，只是碰巧与人事变动发布在同一天”。他表示，今天英特尔和联想、方正的合作依旧非常好。“和这个伙伴合作，不和那个伙伴合作，这不是英特尔的方式。”杨旭认为，虽然英特尔不再像10年前那样是唯一的选择，但在双方战略策略吻合的地方仍可以加强合作。

　　“英特尔依然会一步步帮助他们的业务发展。我们过去10年的承诺没有变过，就是瞄准更多商业化的新兴应用，与不同伙伴共同研发，并寻找更多商业机会，与合作伙伴一起开拓新的市场。”杨旭说，“哪怕创造了新的市场，被人家分一杯羹，但我们这个职责是不能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