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巴洛克的旋律

　　踩着巴洛克的旋律

　　In the Golden Burbles of Baroque Rhythm

　　本刊记者/韩松 于江

　　集金融学教授、商学院院长、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者三重角色于一身的张夏成，还是个书法爱好者，更有着很高的音乐造诣。

他自称喜欢到中国来淘些线装古籍，也经常悬腕挥毫练练颜体楷书；而平时最让他赏心悦耳的，则是欧洲十七八世纪的巴洛克音乐。从张夏成近10年的步态看，就像是踩着巴洛克的旋律——不那么中规中矩，却决不偏离主流社会的高雅。

　　商学院不只教生意经

　　与当今的摇滚和重金属音乐比起来，巴洛克够传统够古典了；但在17～18世纪期间，巴洛克音乐的时尚程度，恐怕绝不亚于摇滚乐在当今代乐坛的地位。甚至有音乐评论称，“巴洛克意味着运动，追求新奇，热衷于无穷，那种富于戏剧性的夸张，是各种艺术形式的大胆融合。”这似乎也是张夏成本人的真实写照。

　　“作为商学院院长，我在高丽大学商学院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室内乐团，每个学期都表演两到三次。”张夏成告诉记者。给商学院学生补古典音乐课，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陶冶艺术情操。其实在张夏成看来，商学院是生意人的摇篮，而生意也是一种艺术。“做生意与搞艺术有类似之处。一个生意人如果没有良好的修养和气质，不具备触类旁通的知识结构，就不会在生意上非常成功，因为你没有能力设计好通向成功的路径。”

　　张夏成还表示，他非常尊敬巴菲特和盖茨，因为他们既知道如何赚钱，更懂得如何花钱。在他看来，最优异的商人无论是赚钱的能力还是花钱的本事，都已经接近于艺术的境界。因此，他办的商学院决不只教生意经，还特别注重文化熏陶，尤其是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外国文化，将他们的文化境界提升到更开放的视野。

　　在张夏成的三重角色中，他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做院长。在他看来，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商学院，MBA课程正在走进误区。他们通过与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合作，借人家的品牌推出一些合作项目，“如果合作项目能够为本国产生出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那是应该提倡的。但是，现在有些学院与国外合作，仅限于推出MBA项目收取学费，我感到非常失望，这对于亚洲的未来没有好处。”

　　为了将高丽大学商学院建成像香港大学或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亚洲顶级大学之一，张夏成称，他正参与策划一个亚洲MBA计划。这个计划由高丽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三家共同合作，共同组成一个MBA项目。他特别强调说，“我们不是同麻省理工、哈佛，或者亚洲以外的商学院结成某种联盟。将来此项目的学生会轮流在亚洲三个国家的校园里学习。这样会营造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和一个亚洲关系网络。”比如，学生可在首尔、上海、新加坡各住6个月，再用6个月在自己的本国学习。

　　另据张夏成透露，此MBA计划不仅仅向亚洲学生开放，对于那些想要建立很好的亚洲关系网络，想更多了解亚洲的美国或者欧洲学生也将全面开放。“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教育项目，而是三个国家的项目，由三所学校共同发文凭，而且有共同的校友网络。”张夏成说。

　　据悉，此项目有望在2008年9月正式推出。其实，张夏成的亚洲情结由来已久。

　　放弃羊肠小路

　　张夏成的思维非常“巴洛克”化，即很难让他墨守成规。如果说他刚进金融领域时也曾梦想做一个纯粹学者的话，现在他已经基本放弃了这条挤满亚洲金融学者的“羊肠小路”。

　　“在我事业的早期，也曾经在一些国际顶尖学术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论文。后来之所以放弃了一些，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很擅长，因为我取得的成就远不如我期望的那么多。”尽管直到今天，他还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也继续在发表论文，但是他坚持认为，金融领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最富实践性的学科。“因此在这些学科当中，如果你只是做学术研究，只发表论文，对你所归属的那个社会并没有重大意义。”

　　张夏成之所以对做纯学者不屑，还因为曾痛感亚洲小国学者与欧美强国学者的机会不对等。“作为亚洲的学者，不仅要做很多研究，然后操心把它发表出来，而且还得发到美国顶级学术期刊，才能真正得到学界的关注。遗憾的是，美国的学术期刊不会经常发表一些关于韩国的论文。”张夏成回忆道。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位来自亚洲小国的学者，为了能够在美国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就要将自己的研究题目锁定在美国市场，或者是鸟瞰全亚洲市场。“我曾经在美国的金融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研究的是纽约股票交易所，而不是我更有兴趣的韩国股票交易所。”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很多欧美学者在美国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竟都是关于亚洲市场的研究，其中也包括韩国市场。这种被人抄了老家的尴尬，让当年刚刚从美国回到韩国的张夏成非常沮丧。“我当时在想，该如何去保持自己学术事业的平衡？是应该继续关注美国？还是应该关注韩国？”其实这不光是对张夏成，对整个亚洲学者都是难以回避的挑战。

　　直到今天，张夏成虽然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商学院院长，他最关注的仍然是亚洲很多商学院教授的学术平台所在，而不仅仅是学术水平本身。“有些亚洲的商学院和教授，要么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影子，完全不参与到国际舞台上来；要么就是走到另一个极端，索性根本忽视自己本国市场的存在。”最让他如鲠在喉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很多论文都是由欧洲和美国学者做的，而不是亚洲学者的成果。”他说从那以后，他不仅对韩国，甚至对亚洲商学院的未来都感到无比担心。

　　在张夏成身上，集中了当代小国精英所常有的各种特征：出身上流社会，海外留学归来，可以用英语思维但满脑子是民族复兴，更青睐制度和体制改革而不走纯学术或纯技术路线。尽管张夏成没有从政，但从他现在在国际上取得的声誉来看，他实际上有着一种边缘政治情结，因为他对现代政治的根基——法律体系——有着一般学者所没有的深刻理解。从这点上来说，或许也来自于家族遗传，而这个遗传还与中国有关。

　　“事实上我的家族同上海颇有渊源，甚至可以说我家族的根在上海。20世纪早期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一批韩国的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我祖父就是这个流亡政府的一名内阁成员。今天这个政府的旧址还在，就在新天地附近原法租界内。我祖父在上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而我祖父的一位兄弟在北京读大学，后来加入了韩国独立军，曾在中国的东北与日军作战。”这或许就是张夏成身上固有的行动主义情愫。

　　与很多学者相比，张夏成的个性更富有实践色彩；而他10年来百折不挠地坚持为小股东维权的历程也证明，与其说他是个学者，不说他是一个行动主义的改革者。如今，在新成立的股东积极主义组织SER中，他的角色也是战略决策而不是组织日常运营。

　　他说非常享受现在互联网给SER工作带来的种种通讯便利，很多工作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只是每两个星期才有一次见面会议。组织中的成员，至今仍有很多是志愿者，而他自己，如今绝大部分时间也是放在了商学院的工作上。

　　这种高效且相对松散的组织形态，可能是互联网时代所特有的。而张夏成也因此成为这个时代特有的行动主义学者。将他与以往的学者型改革者相比，就像巴洛克音乐于文艺复兴时代——热衷于无穷的变革，却能与主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