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应强化平等性与前瞻性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5月22—23日在华盛顿举行。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世界多数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大量使用了从第三方、特别是从中国周边国家进口的原料和中间产品，以至于中国外贸形成了“对东亚逆差”与“对美欧和非石油发展中国家顺差”并存的格局，中国周边经济体对中美经济协商的期待尤其强烈。正因为此，这场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方才那么引人注目。

　　双方决策层也都认识到了双边经贸的互利性质和中美全面、深入、理性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在中国方面，吴仪副总理少有地在5月1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的署名文章，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利性质，向整个美国社会呼吁增进两国互信互谅，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协商取代摩擦，用积极务实的方式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两国经贸联系的稳定发展。在美方，去年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中国入世4年来第一份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对中美经贸关系作出了良好的总体评价，认为对华经贸的“这些发展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美中两国在各个层次的关系”。去年12月11日，保尔森发表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称他作为财政部长的工作重点是保持美国经济实力和长期竞争力，而发展符合美中两国利益的经贸关系，对美国未来繁荣至关重要。

　　双方主导思想既然已经取得了一定共识，对话的成果就将取决于谈判中的具体行为。在这方面，双方应强化前瞻和平等性质。前瞻性体现在议题选择中。可以肯定，双方交流讨论的重心应该是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双边问题，以及需要双方协作解决的全球性重大经济问题。去年第一次对话，双方议题就非常广泛，覆盖了全球经济失衡和中美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企业社会责任、疾病防控等众多议题，这些议题，以及多哈回合重新启动等议题，都有在此次对话中继续讨论的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每次中美经济协商之前，那些近期性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发生了贸易争端的一些问题总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次对话前夕，保尔森对媒体表示，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式的成果，“目前讨论的是要有什么样的标志性成果，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使人们看到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路标”式的成果应该是指就双方争议的近期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双方就近期问题作出一定安排，这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双边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极为重要；此次保尔森提前对媒体的表态，有观点认为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但也有可能是某种默契、有把握的表示。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一样，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这种平等也应当体现在议题方面。在去年末发表的《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中，保尔森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3个磋商领域，其中第二个是“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但并不是只有中国才存在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美国同样存在，而且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是对外资过度优惠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中国对美资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已经相当高，但美国方面在银行、保险等领域的开放程度却非常低下，10多年来，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到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资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营业机构多次被美方拒绝，拒绝理由从母国综合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率直到信息披露、反洗钱措施等等，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更值得重视。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超越国境，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为此，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目前，由于西方七国经济的分量，七国集团首脑及其经济阁僚的会谈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各种经济政策协调话题的设置。中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西方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强化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但这些国家的某些势力出于一些动机不愿意中国作为享有全权成员的身份加入以前七国集团的协商机制，而中国又不可能以俄罗斯那样的模式参与七国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加入七国集团的过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