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总量性的货币政策有用吗？

　　目前，随着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的轮番上调，货币政策的讨论又趋于热烈。我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描述的，用总量的货币政策，就能缓解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就能抑制资产泡沫剧增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发生。

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货币理论、政策和调节实践的描述，首先基于暗含的假定是，存在着一个既定和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金融体制。我们需要认清这样一个逻辑：即“货币总量变动—金融体系—资金流入或者流出资金需求处或者提供处”，也就是说，如果将整个金融体系看成是水的供应和需求系统，利率、准备金率变动，包括公开业务操作等总量性的调节，要通过金融体系（资金流动系统）发生作用。而目前中国的金融体制，包括金融监管是一个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资金往资产市场冲击过大、资金主要流向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和政府建设项目的系统。因此，用总量货币政策来调节资产泡沫和内需不足等问题，从治本角度看，是没有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和投资的流程及其问题。一般来说，居民收入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而投资的部分在合理的情况下，主要分流到四大渠道：资本房产市场，银行存款，投资办企业，保险。而中国居民收入投资支出部分流向的重大缺陷是：资金主要集中冲向资本或者房地产市场，而基本上不流入投资办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流向保险领域的流量也非常小。政府收入也分为投资与消费，政府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对教育、卫生、社保等等的支出比例，间接影响居民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但是，缺陷是，政府支出流向项目建设多，流向教育、卫生和社保少。企业收入在国家、职工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如何，包括企业的再投资部分，是投资在资本密集程度高的领域，还是投资劳动密集程度高的领域，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目前企业投资的流向看，总体上资本密集领域流量大，劳动密集领域流量特别小，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格局。

　　金融体系在集中和分流收入形成的资金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金融体系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呢？我认为，它既要有主干渠、干渠，也要有分渠和小渠；它既要有条条性的银行，也要有区域性的银行；既要有规模较大的银行，也要有小型和微型银行；既要有向企业资本权益部分注资的股票市场，也要有向企业负债资产部分注资的债券和信贷市场；既要有向居民提供消费信贷的部分，也要有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创业和经营贷款的部分。这样的格局下，金融体系中的资金才能在企业资本权益与负债、居民投资与消费、资本密集领域与劳动密集领域等重大比例关系上合理地进行分配。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发现，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只有主干渠和大渠道，没有小渠道和毛细渠道；贷款流向中，建设和投资贷款比例非常大，而消费贷款比例非常非常小；只有全国性的条条银行和大银行，块块银行不发达，并且区域性银行也在做大做强，向省以下条条银行发展，而微型和小银行几乎没有，特别是没有乡村银行、集镇银行和城市社区银行。德国１９９９年时，８０００多万人口，有４００多家银行；美国２００４年不到３亿人口，有４万家银行；连尼泊尔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其尤努斯因创办和发展乡村银行和小额信贷帮助穷人、帮助农民、帮助扩大就业而获诺贝尔奖；而中国１３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大国，又有多少银行呢，可能几十家？

　　一个例外是，中国浙江、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地下民间借贷发达，加上这里的各级政府没有听有关监管部门的话，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使这些“非法”地下借贷起到了给这里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个体、微型和中小型企业融资的功能，才使这里的经济吸收了以亿万计的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试想，如果这些地方的各级政府老老实实听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话，对其赶尽杀绝，那么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将是以亿万计的劳动力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将更大，全国总体上农民收入增长将更慢，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能力更为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更为失衡！！我们要宽容和支持的的是服务于生产和经营的地下金融和民间借贷，要严厉打击的是进行贩毒、赌博、洗钱、诈骗等犯罪的地下金融活动。

　　在上述中国特殊的金融体系中，其资金流的流动及其后果是：被全国性条条银行和大块块金融体系所集中的资金（虽然这些条条和大块块银行也有发达的毛细网点，但他们绝大部分只是用来吸收资金的，而没有向外放款的功能），绝大部分流向大企业和政府建设项目，而几乎流不到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流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而很少流向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企业；绝大部分流向生产建设领域，几乎不流向消费领域；绝大部分流向城市，几乎不流向农村和小城镇。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呢？中国正规体制金融体系的特征是：积极服务于大资本增长，而不怎么服务于劳动就业增加；积极服务于政府建设项目，而不情愿给民间借贷；积极服务于大企业，而不情愿服务于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积极服务于城市，而不太愿意服务于农村和农民；积极服务于富人，而不愿意帮助穷人谋生、增收和致富。这就在收入流程扭曲的情况下，更加导致了资产市场需求压力大，资本密集领域发展快，劳动密集领域发展慢，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居民收入相对增长慢，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于是资产泡沫膨胀与生产潜伏过剩并存。

　　实际上，当央行实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时，各商业银行由于资金紧缺，于是要保重点，保大企业，保大项目，保资本密集型企业，这样，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则更是贷不到资金，宏观金融调控导致的保大压小、保重压轻、保资压劳，使就业会更加困难，使消费会更加低迷，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更加失调。于是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在“膨胀—控制—低落—放松—膨胀”的怪圈中恶性循环。总之，目前的金融体制、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负作用。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金融体系、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等进行反思：如凡是银行，要上规模，才能有效益、才能抗风险，对吗？货币政策的目的，除了促进发展、稳定货币、防范风险外，考虑中国这样的实际，扩大就业，是不是其很重要的目标呢？当然，全国的银行都合并成一家条条性的大银行时，金融监管可能最为方便和最为省力，金融风险也可能最小，但是，如果能容纳８０％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企业，都得不到贷款，高增长和高失业、低消费并存，资产泡沫和生产过剩并存，假如继续下去，发生更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其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结构决定功能。由于条条和大型金融机构与微型和小型金融机构在信息对称性、分摊成本、风险性质方面的不同，其贷款的对象也是决然不同的。全国性条条银行和区域性块块大银行，因为信息不对称，调查评估等成本较高，风险较为分散而不易集中控制，它们基本上不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这是由内在的经济准则所决定，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产权明晰的微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由于小范围的信息较为对称，其固定成本和其他分摊成本较低，风险控制较为直接，它们才能对应地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从孟加拉和其他国家的实践看，范围较小和人际关系较熟悉的地区，只要金融机构的产权是明晰的，其信贷的坏账率很低。

　　综上所述，可能比总量性的货币政策更关键的是，需要更加宽容和支持民间借贷的发育和成长，在农村大力发展乡村银行，在县域大力发展集镇银行，在城市发展互相独立的社区小银行，打通社会资金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流动的金融系统毛细渠道，这样，无论在怎样的宏观调控格局下，资金都能流动到能增加就业的领域，分流集中冲向股票和房地等资产领域的资金，使得增长与就业、资本与劳动、投资与消费等等之间相互协调，走出高增长与高失业、投资强劲与消费低迷、资产膨胀与潜伏生产过剩等并存的两难困境，使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和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