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施压 “接触中国联盟”上线

　　当地时间5月22日9∶15，身着一套暗色横条裙装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现在华盛顿Andrew W. Mellon 礼堂内的谈判桌上，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则打着一条红底白色圆点的领带，双方拉开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帷幕。

　　场内火药味“并不浓”

　　在峰会前，举行了一个开幕式。保尔森在开幕式上致词道：“我们都面临国内保护主义和对全球化的疑虑，各国都在怀疑其他国家的动机。但不幸的是，在美国，贸易和金融的不平衡助长了中国成为全球化负面效果的象征，也助长了反华情绪。”

　　记者注意到，这是美国高官第一次、也是极其罕见地，直接将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表达为“反华情绪”。

　　 保尔森致词时，吴仪一个人坐在保尔森右侧，表情严肃。随后吴仪以一贯的风格，在致词中强硬表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不可接受的……不仅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甚至对中美整体关系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近10点时，开幕式结束。双方即刻展开第一个议题，即经济相关问题，主要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投资政策等问题，财长保尔森主持。

　　由于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都是首次到场，外界对本次中美在互相扩大金融业务开放上面充满期待。

　　中方随行官员向本报表示，由于在中美高官坐上谈判桌之前，两国相关部门都就单个议题进行了数十次接触和确认，所以当天Andrew W. Mellon 礼堂内的火药味并不浓。

　　据本报了解，在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美国方面希望中国将外资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份持有数从最高25%提高到49%，并放宽部分证券公司的33%外资持股限制；希望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额度从100亿增加到300亿；并且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增加外国金融机构在华的经营范围和产品。

　　而中国方面则希望美国可以做出承诺，增加中资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数量，让更多的中资银行进入美国。

　　中方官员表示，中美在这方面达成协议是有共识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未必会和外界预计的一样。

　　午餐之后，中美官员重新回到大厅，进行当天第二个议题：能源环保的合作。作为这方面的会谈成果，中国可能会宣布降低清洁能源、环保技术及设备的关税，并设法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对于中美双方来说，这也是一个早有共识的问题。

　　第三个话题则是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平衡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双方设法解决目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美国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并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而中方除了承诺增加内需和增加自美进口外，继续要求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

　　尽管双方官员对这一部分内容讳莫如深，但外界普遍认为，由于中方拒绝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让步，这一部分双方基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另一群对手

　　对吴仪来说，保尔森是她的一个对手，但在谈判桌之外，吴仪还有一群对手——或者说，她的SED美方谈判代表背后站着国会，而国会背后还站着一群利益集团——美国金融服务论坛（The Financial Services Forum，又称“20人论坛”）就是其中之一。

　　据悉，在保尔森卸任高盛CEO赴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前，还是该组织的主席。

　　就在中美高峰对话的同时，该组织上午10点在美国国会山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在过去的五、六、七年时间里，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依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该组织首席执行官、前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说。

　　金融服务论坛是由美国20家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的CEO组成，这其中包括花旗集团，JP摩根和美林。“花旗集团是我们的主席机构，其CEO Charles Prince是我们论坛的主席。”该组织高级副总裁Taylor Griffin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我们代表着美国的金融服务行业。”

　　据其介绍，该组织成立之初，其目标主要在于国内，旨在促进提高国内存款和储蓄的各项政策。“我们对公众进行教育，让他们意识到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我们鼓励充分的全球市场竞争；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对话的形成。”

　　Griffin说，论坛是一个以CEO为导向的机构。其成员在研究、分析、以及各种话题的商议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论坛的章程、优先权、宗旨以及地位都是由作为这些CEO成员来决定的。

　　而作为执行者、金融服务论坛的CEO、前商务部部长埃文斯经常能邀请到布什总统、格林斯潘这样的人物去与成员进行对话。

　　在保尔森还是高盛CEO的时候，金融服务论坛向2006年的G8峰会美方代表发出了一份信件。

　　信中说道：“G8各国财长以及领导人都应该抓住这次G8会议的机会，特别是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会面，督促中国领导层做出更有意义的举措来推动中国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

　　2006年12月份，为迎接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的举行，金融服务论坛与其他7家金融贸易协会（包括美国银行协会、美国保险协会、美国人寿保险委员会、保险代理和经纪委员会等等）联手，成立“接触中国联盟（The Engage China Coalition）”，以便共同向中美两国施压。接触中国的目标只有一个——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上寻求联盟的自身利益。

　　“首先我们出了一份白皮书，并上交给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和国会议员以及中国的政府官员。这份白皮书上我们列出了哪些是我们认为重要而且中美双方可以达成协议的一些问题。”Griffin说。

　　随后他们开始频繁的与这些议员和官员见面、开会。其中就包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等官员。

　　Griffin亦透露，“我们还一直在媒体上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强调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要求中国开放金融服务市场重要性的观点也有所反映。”

　　对话开幕前夕，即2007年5月8日，“接触中国联盟”网站正式上线，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金融游说团体浮出水面。

　　而联盟在中美第二次对话的当天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让其很快占领了各大报纸的显要位置。

　　在此之前的5月9日，作为金融服务论坛CEO的埃文斯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想以最快的方式来发展现代金融体系，中国需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汇率更加灵活，同时增加消费（进口）。

　　“双方会达成妥协”

　　尽管“金融服务论坛”和“接触中国联盟”拥有强劲的财经和政治资源，美国时代周刊评价它“可能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贸易协会”。但在卡内基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盖保德看来，这些金融巨头未必就能得偿所愿。

　　盖保德本人也曾在美国财政部工作，并担任东亚国家办公室副主任一职。他对“金融服务论坛”的评价是，“他们希望官员浪费大量的时间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帮助完成他们的目标，或者是在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方向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是一个耻辱。”盖保德毫不留情地批评道，“但这就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工作的方式。当他们觉得一些主张对自己有利时，这些拿着高薪的议员游说者就会使用各种手段来让他们的主张变得有力而且持续——即使这些主张既不现实，又对他人没有什么好处。”

　　盖保德最近和保尔森有过贴身接触，他的判断是，“保尔森会让自己的行动使得华尔街的特殊利益团体和游说团体听起来感觉良好，但是他绝不会拿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未来在市场准入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短期问题上冒风险。”

　　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明棋教授也表示，“我估计双方会达成一些妥协，而不是承诺。”

　　作为先期到达美国的初级谈判代表，徐明棋在五月份与美国国会和智囊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徐在5月23日回到国内后对本报记者说，“中方会非常含蓄地表达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金融开放本身就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次对话之后，估计资本账户的开放和自由兑换会加速，对企业和居民个人投资海外金融资产方面可能会放开。”

　　徐明棋还透露说，证券方面，中国可能会允许外资证券公司给国内消费者提供投资海外的服务；保险方面也会有让步，允许外资从事保险产品及服务的范围会扩大。

　　“人寿保险的开放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还有很多限制。但是中国的储蓄分流以后，这一块的前景和利润都是相当可观的。”徐说。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徐明棋多次用到“可能”字眼。他解释说，具体要达成协议也不是中美高层一两天就可以确定的，虽然这一次去的部长很多，但是部长本身不会拍板做出决定。

　　他以金融开放方问题为例做了说明：对话结束后，部长们会把决定的意向带回来，但是具体的措施必须要等回到国内以后由外管局、人民银行、证监会具体协商讨论。

　　（实习记者钟啸/刘飞对本文亦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