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应该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什么？

　　根据杭州市政府日前下发的一个文件——《杭州市民营企业家健康体检和疗养休假制度》，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该市将在全市范围选择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１５０名左右的民营企业家，每年由市里统一组织，选调优秀的各科医务专家，分批为民营企业家进行健康体检。

　　“民营企业家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关系到杭州市的经济发展”——为此，杭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据调查显示，该市９１．７％的企业经营者患有各种疾病，人均患病达３．２种。

　　无疑，这是一条容易让人引起一系列丰富联想的新闻——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同样在浙江，该省人事部门在清华大学为３０位浙江民营企业老总举办专门培训，学费由浙江省政府出资；２００６年，福建漳州市出台政策规定，该市民营企业前１００名的纳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２０分的照顾”；而同年１０月，重庆市公安机关出台了专门措施，为当地１２８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

　　民营企业家也是国家公民，也有健康、教育、安全等服务需要，因此政府为之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有问题的是：如果这样的服务供给，只是针对民营企业家的“特供”，而无法保证其平等、普惠的服务品格，那它还是合理，并能称之为“公共服务”吗？当然不能。因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行政原理告诉我们，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服务的普遍无差别性，乃是公共服务所以为“公共”的制度底线，这正像罗尔斯在其社会正义两原则中所归纳的：平等原则——每一个人都应享受均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差别原则——不平等只有在对所有人都有利，特别是对处于最不利条件下人来说有利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

　　显然，在诸如健康、教育这类基本公民权利上，民营企业家并不比其他公民（比如他们手下的农民工）应该“更平等”，更非“处于最不利条件下的人”，因此，完全没有理由享受政府特殊的服务、福利供给，否则，便难免悖谬社会正义之嫌。而正义之于社会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正如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指出的：“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首要价值”。既如此，在这里，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公平正义同样也是政府公共服务必须恪守的首要价值。

　　其实，如果认真依据公平正义的公共服务原则，时下民营企业家急需政府提供的服务，事实上并不少，只不过，这种服务需求，并不体现在上述如健康、教育等个人权利上，而更主要体现在一个平等开放、能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上。

　　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虽然取得长足发展，日益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而为了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也出台了不少措施（如“非公经济３６条”）。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彻底的改善，这突出表现在：民营与国资企业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或者说政府对于两者并没有完全平等对待。

　　比如，一方面，虽然政府表示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以及偏颇的资产成见支配下，却又过于强调国有资本在某些行业的垄断性“控制力”，在依据ＷＴＯ协议已对外全面开放的形势下，仍迟迟不能给予民营企业真正平等的市场准入资格。这正像中国民�熕剑犛�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最近抱怨的：“赚钱的、利润大的事要保证给国有资本，不赚钱或者利润少的、没人做的公共服务就让民营企业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