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升值,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影响也不大。
■中国应该多做对自身有利的开放,然后才是兼顾美国的利益。
■人民币如果在小幅升值的同时不能消除升值预期,中国会像1980年代的日本一样出现经济泡沫。
王信:
汇率问题肯定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目前,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都非常明确。
对于中国而言,汇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要根据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企业、市场的发展程度,以及对周边的影响,综合加以考虑。从汇改以来近两年的情况看,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应该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从美方来看,汇率是它常挂在嘴边的议题。但是美方的学术界和政府高官都明白,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差额的最重要因素。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即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升值,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影响也不大。如果不从中国进口,美国也会从其他的亚洲国家进口。所以,汇率问题更多地是它的一个手段,美方可能不指望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突破。
沈明高(花旗银行中国区经济学家):
中美去年进行的第一次战略经济对话得出的结论说得很明白,汇率问题既是价格问题,又是结构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需要剌激消费,美国需要增加储蓄。而这需要较长的过程,在结构调整完成之前,汇率的调整只是辅助性的。即使人民币加速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在短期内也非常有限。
其实,美国政府很清楚,中美在汇率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不是方向问题,而是速度问题。影响中国汇改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就业。中国不可能以牺牲就业为代价来推动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接受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在汇率问题背后,其实反映了两方面问题:第一,美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的真正意图可能是迫使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市场开放方面让步。第二,美国对汇率的关注也代表了美国国内反自由贸易力量的崛起,特别是那些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制造业和非熟练工人。尽管技术进步对这部分人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汇率管制,但反自由贸易要远比反技术进步便捷得多,理由也要充分得多。
丁志杰:
实际上,美国最希望得到的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比如去年,中国允许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人民币衍生产品,虽然这个品种现在还不挣钱,但是未来会给它带来持续的现金流,也是中国长远利益的让予问题。保尔森在去年的一次听证会上也讲过,我们不应该着眼于中国的汇率,应该让中国人做既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有利的事情,比如市场开放。
中国当然应该更多地做对自身有利的开放,然后才是兼顾美国的利益。而现在我们很被动:中国不断给美国人一些利益,美国人则一直在不断要价。中国确实应该主动出击了。比如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余永定(余永定新闻,余永定说吧)先生2004年和 2005年两次说要减持美元,使得美国市场非常恐慌;此外,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成立也让美国很担心。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有一些原则需要坚持。
刚才大家都谈到了,美国人把汇率问题作为一个幌子。比如去年3月舒默访华和 9月保尔森访华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先动了,美国人就不谈汇率了。显然,我们应该重新去认识汇率问题。中国的汇率改革坚持的是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这三个原则。关于主动性,即汇率不能因为外部压力而动,我认为还要加上一点,就是也不能因为有外部压力就不动汇率,需要动的时候就去动。
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和 1990年代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日元升值过快,其核心问题是因为日元的升值预期一直没有打消、存在流动性陷阱所致的。虽然现在人民币汇率在稳健地扩大弹性,到现在已升值了7个百分点,但是一直没有大幅度升值,而且升值预期越来越强烈。原则上说,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调整是合理的,而且应该尽快释放升值压力,实现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稳定。而我担心,人民币如果在小幅升值的同时不能消除升值预期的话,中国会像1980年代的日本一样出现经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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