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兰·布林德的转向谈起

　　无可避免的是，即将于华盛顿召开的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再是务虚式的清谈，而将成为一轮异常艰苦的贸易谈判。面临下一番激烈的中美博弈，充分理解美国社会对于自由贸易及中美经贸关系的怀疑和忧虑，应该不仅仅具有理论意义。

　　近几周时间对于美国贸易政策及中美贸易关系将具有深远影响。在反复权衡之后，布什政府终于提起对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调查，并进一步在WTO提出对华知识产权诉讼。在美国国会，涉华的贸易提案至少在8个以上，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甚嚣尘上。在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在美召开之际，华盛顿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事实上，这一系列举措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国会山的贸易主义喧嚣背后，其实蕴藏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3月27日，就在布什政府提起对华反补贴调查的2天前，《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对美国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的一篇报道。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是解读目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现象的“开门之匙”。

　　危言耸听的“错误”

　　阿兰·布林德何许人也？首先，他是著名经济学家，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且著述颇丰，其《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已刊印10版，是美国大学最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之一。其次，布林德政策经验丰富，曾出任美联储副主席，一度被认为是继承克林斯潘衣钵的最佳候选人。更重要的是，布林德是美国经济学界的话语领袖（opinion leader）之一，担任过克林顿和约翰·克里的经济顾问，其意见足以对政策产生影响。

　　“如同亚当·斯密身后 99%的经济学家一样”，布林德自认为是“彻头彻尾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但是在此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布林德对自由贸易公开提出了质疑。近年来，美国大量工业和服务业企业或者海外投资转移生产基地（off-shoring），或者业务外包（out-souring），导致其国内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流失。

　　布林德认为，信息革命和通信技术使服务产品可以远程传递，许多传统的非贸易商品（non-tradable goods）变为可贸易商品（tradable goods），从而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外包范围不再受制于高端低端之分，而仅取决于其工作性质，比如医生和律师的工作难以转移，不过因为其顾客在当地而已。而原本被认为是美国核心竞争力的一些服务行业，比如软件编程、数据处理、音像制造、财会、金融分析等，已受到来自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冲击。

　　布林德估计，在未来10～20年内，美国服务业可能流失的工作岗位可高达4000万之巨，超过今天美全部制造业的两倍还多。对于外包，传统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提升产业结构，对失业人员重新进行职业培训。如果布林德的估算是建立在扎实的计量基础之上，那么这种流失幅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学所能解释和解决的范围。

　　布林德的言论是危言耸听吗？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这么认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仅有4.5%左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原WTO 首席经济学家贾迪什·巴格瓦蒂就表示，“他错得一塌胡涂-如果我们做一个贸易对于就业的真正清单，我确信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丢失的要多得多。”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历·曼昆（布林德在普林斯顿的学生）也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没有变化-有更多的商品可以进行贸易是件好事。”但布林德认为，他不过是发出了一个盛世危言：“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教育体系、商业组织和政府管理形式，”今天信息革命带来的变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社会应该及早应对，以变求通。“工作机会的流失可能成为下一代美国人面临的一大挑战。”

　　同样，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平坦的世界》一书中描绘道，信息的自由传播模式打破了很多传统的贸易壁垒，资本不再是决定生产能力的最关键要素-这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化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倚仗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教育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占据分工链条的最高端-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不断研发和创新，从最高到更高。但是“高处不胜寒”，自1990年代信息革命以来，这种创新优势正在不断损耗，难道美国可以寄希望于在10年之内掀起第二次信息革命吗？

　　尽管在经济学家中布林德一派尚属少数，但是其中不乏大牌学者。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从2004年就开始质疑自由贸易。前任财政部长及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更认为，所谓再就业培训能够帮助失业人员的说法，不过是给“环球中产阶级的一碗稀粥”而已。笔者亲眼目睹，萨默斯在哈佛的一次辩论会上向曼昆发问：

　　“如果你是南卡来罗纳州（传统纺织业中心）的州长，面对失业纺织工人的游行队伍，你如何说服他们接受全球化的结果？”曼昆的回答是：“做为经济学家，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研读阿兰·布林德的理论，有助于纠正近年来国内在美国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即贸易保护主义是美少数利益集团（包括工会、制造业商人和国会）发出的噪音。如布林德所言，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近年来美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海外投资和业务外包的趋势已经从制造业蔓延至服务业，从低端就业上升到高端就业，越来越多的美国老百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loser）。笔者认为，布林德一派的观点恰恰反映了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不断增长的失望和恐慌。尽管这种“贸易怀疑主义”在经济学家中并非主流，但在美国社会中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给美国政治中的保护主义情绪提供了理论支持，甚至在道义上使之合法化。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不平衡加剧，外贸赤字连年走高（其占GDP比重已达6%的历史峰值），大量的进口廉价商品冲斥美国市场，普通民众很容易受到误导。如同1980年代对日本施压一样，各派政治势力迁怒于中国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

　　应对如磐风雨

　　在上述背景下，一条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统一战线已隐约形成：即从政府到议会，从民主党到共和党，从工会到企业界，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对华施压已成共识。分析美国政坛，从国会山的喧嚣到布什政府对华态度日趋强硬，从去年流产的舒默法案到目前鲍克斯/格拉斯利法案卷土重来，就体现了这样一个政府与国会携手、共和党与民主党合流的政治趋势。

　　面对如磐风雨，中方又如何能从容应对，履险地如平川呢？笔者认为，在目前中美经济外交中，我方一定要澄清认识，看清楚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正是因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早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合作的需要远远大于意见的分歧。谈判和妥协的解决方式都要远优于在贸易战中刀兵相见，两败俱伤。更何况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对整个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几乎要靠对美国一个国家的顺差来弥补，任何形式的贸易战对中方造成的损害可能都要大于对美方的损害。这就要求双方都要冷静克制，避免意气用事，无限升级。

　　应该看到，美方并没有无限上纲。美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反复表示：美国政府的举措“不应该被看作是对中国有敌意的行动”，“这些都是‘成熟的贸易伙伴之间的正常方式’”。她也否认两国会因此陷入贸易战。应该讲，磋商 和妥协是双方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其次，对美贸易摩擦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的常态。随着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风险增加、双边经贸失衡的加剧，对华的政治压力将会有增无减。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和企业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必须直面困难，敢于斗争。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 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近年来国内企业在国际贸易诉讼中已有很多反倾销、反补贴胜诉的案例。

　　具体到此次美方提出对中国铜版纸的调查，其立论有相当大的漏洞。一方面将贷款利率作为政府补帖难以成立，另一方面其针对中国利率补贴幅度的“参照国家”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利率的37个国家）没有说服力，而且完全混淆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如果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10.9%至20.35%的补贴范围基本难以认定。应该讲，在WTO框架下中方并不一定处于劣势，关键在于熟悉规则并积极应诉，甚至敢于反诉。

　　第三，美方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同盟并不是铁板一块，中方应加以区别、分化，使其内部矛盾为我所用。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布什政府的真实目的在于争取主动，力图防止国会可能通过对华贸易法案；同时在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召开之际，希望通过施压使中方在关键问题上让步。在具体措施上，布什政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美方最着重的领域，其目光还是在汇率特别是金融市场开放问题上。再比如说，美制造业对中方的期望在于汇率升值，服务业的利益诉求在于市场开放，软件、出版和音像业更关心知识产权。

　　面临压力，中方一定要分清哪些是核心利益，哪些是相对次要的领域，如果必须让步，应该让给哪些利益集团，或者能否以最小的让步获得最大的效用。在能源、环保、知识 产权等领域，中方一定要认识到这些问题事关国内经济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增长，其改进和解决不仅有利于中美经贸易关系发展，更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

　　无可避免的是，即将于华盛顿召开的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再是务虚式的清谈，而将成为一轮异常艰苦的贸易谈判。面临下一番激烈的中美博弈，充分理解美国社会对于自由贸易及中美经贸关系的怀疑和忧虑，应该不仅仅具有理论意义。

　　作者介绍

　　（作者为美国G7Group高级分析师，曾在中国外交部 和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工作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