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短缺时代很快会到来吗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主持人：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一个国度，“无限供给”是劳动力市场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不过，近段时间以来，对中国劳动力现状的评估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就是中国正在步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而且这种情形就可能在最近几年发生。

　　李长安：劳动力是一国最基本的资源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变动，势必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准确判断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无论是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是具体到对消费和投资的冲击，都是一项具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确如主持人所讲的，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以劳动力丰富而著称世界。从人口的规模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有5. 4亿，1980年人口为9.8亿，1999年人口为12.5亿。其中1980年-1999年人口增加了2.8亿，相当于1949年人口的一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测算，2006年年末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8％。。

　　再从劳动力总量来看，2006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4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75万人。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测算，2006年中国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约为1700多万人。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量中约60％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其中绝大部分需要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

　　在人口学中，通常把劳动人口由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即短缺状态）的转变称为“刘易斯拐点”。认为我国面临着“刘易斯拐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目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28％。，还不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半。这样的下降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

　　柳拯：除了人口增长率下降这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以下两个证据可以佐证劳动人口（特别是非农产业领域的劳动力）可能从供求平衡走向短缺。

　　一是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正面临枯竭的危险。长期以来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农村劳动力是中国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蓄水池”。不过，在我国七亿多农村人口中，目前究竟有多少还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当中去，却是一笔“糊涂账”。

　　以农民工的数量为例，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统计的数字都不一样，少的大约为8000多万，多的估计有1.3亿，高低相差有四、五千万人。虽然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大约有5亿左右，但除去大约1.5亿在乡镇企业，大约1亿多进城打工，再加上一些在农村搞点副业的农民，真正的农业劳动力已经为数不多了。根据农业部的测算，我国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为1.7亿左右。如此算来，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的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二是“民工荒”有从局部地区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早在2004年，我国就出现了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短缺工种也从熟练技工发展到普通非技术工人。许多企业因招不到工人无法正常开工。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年的民工短缺总量就在200万人以上。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6年对全国13个省的1600多个行政村进行的问卷调查也表明，中国乡村确实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剩余劳动力以中年为主，而城市需要的是青年民工。民工供求年龄与性别结构的不匹配，使得中国出现了青年民工短缺与乡村中年劳动力剩余并存的局面。

　　从本质上来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信号。统计显示，从2001年的9629万，到2005年的12578万，中国民工总数4年增加2949万，平均每年增加712万，平均年递增6.9%。民工供给增加得不慢，但民工需求增加得更快。

　　劳动力短缺可能带来巨大冲击

　　主持人：从上面两位的观点来看，我国在未来几年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无疑会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请两位谈谈即将到来的人口“刘易斯拐点”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有哪些？

　　李长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快速增长。这其中，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比较优势”。凭借着这种“比较优势”，中国逐渐在国际贸易的分工中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与此同时，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连年上升、外汇储备逐年 增加，显示出立足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成功之处。

　　不过，随着中国劳动力日益逼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劳动成本、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从劳动力成本因素来看，劳动力数量从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转变，再向供不应求发展，其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行业特别是6类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行业（社会服务、交储邮、制造业、批零餐饮、建筑业、采掘业），其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异常迅速。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的低工资成本特征正在发生变化。

　　在消费结构方面，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都有了质的飞跃。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早已突破1000美元，从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据测算，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将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在产业结构方面，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进一步得到优化。据统计，2006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8∶48.7∶39.5。在劳动力就业结构上，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数则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降，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则不断上升。

　　柳拯：事实上，人口拐点的出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冲击最为明显。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一是劳动力密集，二就是生产方式粗放。这两者之间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一定联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虽然劳动力众多，但总体素质并不高。

　　劳动力素质低下，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处在末端地位。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但得到的利润却十分微薄。更为严重的是，为满足国外需求而进行的大量商品的出口，在获得不少外贸顺差的同时，国内的许多资源却受到了破坏性开发和利用，致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不高，也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劳动力生产率持续性提高受到很大制约。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迅速到来，将使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大大缩短。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但是，这一贡献将随着劳动人口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而逐渐减弱。

　　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新挑战

　　主持人：如此看来，伴随着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天平将出现历史性的转向。请两位谈谈，我们将如何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新挑战？

　　李长安：首先应该澄清的一点是，在实际生活中，“刘易斯拐点”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某个时点，而是指某一段劳动力经历由供大于求到供求平衡，再到供不应求的阶段。

　　客观地讲，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时期可能会经历比较长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这必将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人口转变的这种趋势依然不会改变。

　　柳拯：我也赞同这种判断。虽然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会有所反复，但总的趋势却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刘易斯拐点”迟早一定会到来，但这个时间可能发生在未来几年，也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间。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尽快从依靠廉价劳动力、高消耗、高产出、低效率的模式中解脱出来；

　　二是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把国民经济的增长建立在人力资本提高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固然重要，但人力资本却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各项配套政策，用健全的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以及高效率的行政效率吸引更多的外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抓住“刘易斯拐点”的契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双重目标。

　　　　■看点

　　●在人口学中，通常把劳动人口由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即短缺状态）的转变称为“刘易斯拐点”。认为我国面临着"刘易斯拐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目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28％。，还不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半。这样的下降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

　　●除了人口增长率下降这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以下两个证据可以佐证劳动人口（特别是非农产业领域的劳动力）可能从供求平衡走向短缺。一是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正面临枯竭的危险；二是“民工荒”有从局部地区向全国蔓延的趋势。

　　●随着中国劳动力日益逼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劳动成本、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力数量从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转变，再向供不应求发展，其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二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都有了质的飞跃；三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进一步得到优化。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同时，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这必将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人口转变的这种趋势依然不会改变。

　　●由于人口转折时期的来临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至少遇到了以下三种挑战：一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后发效应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力衰减，作为中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隐患；二是由于劳动成本的增加，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压制；三是劳动人口的减少，加剧老龄化社会的压力，缩短“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

　　　　■编余

　　本次对话，我们与嘉宾谈一个基本面上的重要话题，中国的劳动力供求趋势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某些行业和部门，已经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情况，农民工工价看涨，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化处在同步阶段，如何互动，互动结果如何，也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大事情。

　　从两位嘉宾的研究结果看，人口的转变往往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有密切关系。顺应这种变化，才能在未来发展中把握主动；忽视这种变化，再好的行当，再好的企业，也会越做越艰难，越做路越窄。由此观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发展趋势，如果不做调整，特别是不在技术进步上寻出路，那面临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

　　幸运的是，中国目前正享受着丰厚的“人口红利”，充沛的劳动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只是这种比较优势剩余的时间并不多了，需要各方早做准备，将劳动力优势转化为技术进步优势、自主创新优势、消费升级优势，使中国经济的整体质量再上一个台阶。这些基本面上的重大变化，对资本市场来说，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变化，投资组合的改变。谁先看到这一点，并在投资战略上有谋划，谁就有可能占得先机，成为有战略眼光的赢家。

　　———亚夫

　　如何在人口转折时期保持经济竞争力

　　□ 李长安

　　目前，中国的人口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城乡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今天，我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点就是：也许在未来几年或者是几年间，中国劳动力富余的情形将一去不复返，劳动力短缺这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许将成为一种常态。对于中国而言，人口的转变对经济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何在人口转折时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将是学界、政府和企业必须现在就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想要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必须从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出发，形成自己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而言，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禀赋中，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无疑是最大的比较优势。也正是在这种发展思想的支配下，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就选择了一条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战略十分成功，它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积累产业资本、实现经济起飞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演变，这种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发展方式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来说，由于人口转折时期的来临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至少遇到了以下三种挑战：

　　一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后发效应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力衰减，作为中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正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隐患。有学者预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至少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而这代人正好是目前30~4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不仅如此，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代际效应，这些减少的人口又会使下一代人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的内在循环。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入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该产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农村人口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以及农村各项支农政策的出台，真正能够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已所剩无几。农民工进入制造业的后续力已明显不足。

　　二是由于劳动成本的增加，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必然会导致工资成本的增加。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Hay Group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印度和东欧国家。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比上年增长14.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7%。即使是农民工工资，在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部门的强力干预下，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工资上涨给本来就利润稀薄的中国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是劳动人口的减少，加剧老龄化社会的压力，缩短“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据预测，到2017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将超过14％。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将加重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经济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的转变往往伴随着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因此，适应人口转变带来的冲击，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首先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入手，逐步改变强调劳动力数量和廉价的传统观念，转向提高劳动力素质，强化自主创新能力的道路上来，以此打造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务之急，就是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把重视人口的质量提高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国家保持长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