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中国的步伐是美国的焦虑

　　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已圆满结束。在仅仅八个月的时间内，这个由两国高级官员精心设计和推动的咨询机制，已成为一个积极联系世界最大和第四大经济体的活动框架。好消息是对话取得进展，但速度不足以化解在华盛顿政界已沸腾起来的焦躁情绪。

　　这次对话没有给我们带来重大惊喜。中方宣布同意扩大民用航空运输和金融服务业务的范围，及双方已在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领域达成加强合作的协定。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问题被特别抽离留待日后谈判。这是非常清晰的正面信息。这些行动凸现了中国将坚守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承诺并且再一次展示了中国经济走向开放的发展模式——向其贸易伙伴逐渐打开进入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本地市场大门。中国的开放式发展模式与日本采取的把世界其他国家拒诸门外的封闭式经济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国会也许并不在乎这些。华盛顿面临的经济压力是直接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而理由也不难理解：根据美国劳动力统计局的数据，实际工资的中位数(即调整通胀后工人工资收入的中间水平值)在截至2007年首季末的过去七年累积总增幅只有0.9%。在美国生产力实现强劲增长的背景下，这样的发展势头令人忧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工资应该有按比例的增长。依我所见，这种贡献与美国工人回报脱节的情况是导致华盛顿政治矛盾的核心所在。简易的应对是找只替罪羊——在此，是把责任推在中国身上，因为对华贸易逆差在美国创纪录的多边贸易赤字上占到最大的比重。较艰巨的做法是探究导致实际工资增长呆滞的原因并制定能纠正问题的政策措施。由于缺乏恰当的解决方案和无法在“速战速决”年代耐着性子，国会选择了前者——拿中国当替罪羊。

　　不足为奇的是，穿梭于美国国会的不同议事厅，我们几乎找不到半点正确看待中国的观点。中国在国会山被视为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敌人——它威胁着中产阶级工人的生计并且违反了全球贸易的法规和原则。在这个概念下，被忽略了的是中国在过去29年发展进程上实现的巨大成就——和给美国、亚洲其他国家以至全球经济带来的机遇。同样被忽视了的是本质上仍然非常脆弱的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我有幸出席第二次战略对话的闭幕式活动——包括欢迎15位部长级中方代表团的招待会和随后由副总理吴仪代表中方谈判团向大会致词的晚宴。副总理吴仪与在晚宴上也有发言的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提到了一点：战略经济对话是致力于建立中美两国长期经济关系的一个机制。当被问到与美国国会谈判的情况时，副总理吴仪以其发音标准的英语回应说：“Verydifficult”(很困难)。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步伐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目前正主导着美国国会政界舆论的尽快大幅度升值人民币的诉求。我维持原有看法，认为有约六成的机会美国国会将于2007年底以总统无法运用否决权的大多数通过一项禀呈世贸控诉中国的法案，并针对在美国出售的中国产品实施大范围的贸易制裁。(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