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流域立法界定环境产权

　　中国现在正面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可持续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等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不同的发展境遇使得地方、流域环境立法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太湖要立法保护，长江、黄河等也要立法保护。

　　蓝藻危机背后隐藏着一个寓言式的悖论。

人们急于提高生活质量发展经济的同时，肆意污染着太湖水环境。如今污水中，疯长着的蓝藻，让人们亲自喝一口发臭的水。太湖哺育着上海、苏州、无锡7城市的经济增长。它也是中国水质最差的淡水湖之一。1991年起，国家先后投资百亿治污。部委联合苏浙沪的“零点整治行动”，在风光落幕的同时，遭受治标不治本的质疑。

　　据报道，目前，一项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性立法———《太湖管理条例》目前正在起草相关条文，前期准备工作已做完。《太湖管理条例》是否能解决“多头治水无人负责”，还需拭目以待。

　　其实，去年3月，《太湖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就已正式启动，当时，上海法制办副主任顾长浩说：“这是一项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性立法，迄今为止尚无先例。”可惜，出师未捷身先师，法律还没出来，太湖已经被天灾人祸压垮。正如有人所言，太湖就是周边城市的饭锅，每个城市都将屎尿往饭锅里倒，然后再取用“干净”的部分。区域行政主导下的太湖流域管理，虽然各自有着明确的任务，但在具体执行上却权责不分，于是，造成了今天这种光开发、不治理的局面。

　　太湖的悲剧，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如果说美国学者哈丁眼中的那个“公共牧场”，是在牧羊人无节制的放牧中走向毁灭的，那么太湖则是在周边城市的过度开发和垃圾倾倒中走到极限的。太湖治污16年功败垂成，谁是罪魁祸首？仅仅是气候吗，还是工业企业的非法排污？数百亿元的资金投入，造就的却是一个布满蓝藻的太湖，越治越污的背后，是政府环境行为的形式主义，是避实就虚的污染治理模式。在我看来，尽管太湖周边城市的经济成倍增长，可工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却相对缓慢，在市场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鼓惑下，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时的行为也遭到严重异化。

　　作为“公共物品”，太湖水资源的关键问题是产权不清晰，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家一哄而上你争我抢。产权的原始状态，在哲学家霍布斯的话来说，是一种契约交易之前的自然状态：“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一个小小的太湖，能承受得了这种粗暴掠夺吗？

　　《太湖管理条例》作为一部流域法，在这里，其本意就在于通过明晰产权来界定周边城市的权利和义务。环境资源保护法、水法等一系列法律作为一般性规定，并不能解决具体江河湖海的特殊问题。不同的流域，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也有不同的分割管辖现状，这些流域各有特殊性，使得立法在模式、结构、管理机制和制度构想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不过，很悲哀的是，我们的开发策略，历来却都是政策先行，等到“公地悲剧”出现后，才想起法律工具，才想起协作的必要性。

　　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区域性环境产权的界定必须通过区域立法。在美国，为开发西部而制定《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为开发田纳西河流域而制定的《田纳西流域管理法》，皆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国现在正面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可持续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等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不同的发展境遇使得地方、流域环境立法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太湖要立法保护，长江、黄河等也要立法保护。